我的爱好不多，看电影算一个。现在看电影太方便了，电视上有好几个电影频道，一有时间，我总是看电影。然而我始终觉得，看电影需要合适的场合和氛围。大概许多人聚集在同一处，共赏电影，同悲共喜，才是观影的正确方式吧。除了正规影院，大礼堂、大食堂、大操场，甚至农村的场院、打谷场，都是看电影的绝佳场所。我曾在原铁道部食堂里站在凳子上看完了《天山上的红花》。这两年，我很少进影院，但一些精彩的大片还是在电影院观看，不然观影效果会大打折扣。

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蓬勃发展，国产电影、进口影片争奇斗艳，电影票房连创新高。每每看到那些成就，我就想起40年前，那个我看电影最多的年代，那个有场合有氛围的观影年代。

1966年，我读小学三年级，对电影几乎还没什么概念。六一儿童节，我们在学校组织下观看了《花儿朵朵》《红孩子》几部影片。 1976年到1979年这4年间，是我看电影最多的时期。那时候，只要听说有电影可看，整个人就一直处在兴奋状态中，干什么都兴致勃勃。这也许就是精神食粮的作用吧。那时，我的父母在铁道部工作，工会几乎每周都播放电影，二七剧尝三里河文化宫、红塔礼堂、京西宾馆、公安大学礼堂都是我最常去的观影场地。

1977年初，我从插队的北京郊区农村被招工到北京车辆段，成为一名车电钳学徒工。得益于“大三班”的倒班工作制，我有了更多时间去看电影。有一次，我和同是上三班倒的同楼同事一起在北展剧场看了场通宵电影。我记得当时带了水壶、面包，剧场外面提供热水。电影内容早已忘记，但当时的观影气氛和兴奋感永远不会忘记。待电影结束走出剧场时，已是晨曦微露，头班公交车已在街上行驶，因是电影散场，那条马路很是热闹。

1978年初，我考入了北方交通大学，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那时北方交大有一个大礼堂，北京的其他院校只要有电影拷贝，都愿意到北方交大放映，我们这些北方交大的学生，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

那时，我们不懂电影类型，不挑导演，不追明星，不挑场地，只要是电影都觉得好看，看完以后还兴奋好几天，不断回味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我们看得最多的是故事片，但戏剧片、动画片同样精彩。记得第一次看《大闹天宫》，虽然对小说《西游记》中“金猴奋起千钧棒”记忆犹新，但影片中生动的情节、灵动的画面，既幽默诙谐又富有哲理的对白让我无比激动，电影放映结束好一会儿，我还呆坐在座位上沉浸在电影里。戏剧片也是从那时才接触到的。经典的越剧《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自是不必多说，连地方戏剧吕剧《姐妹易嫁》也看得如醉如痴。

要说那时印象最深刻的一部电影当属《白求恩大夫》，《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我们背得滚瓜烂熟，可是当这一耳熟能详的人物出现在银幕上，感觉完全不一样。吴雪、英若诚等演员用朴实无华的表演展示了白求恩成为反法西斯国际主义战士的心路历程和光辉一生，影片中所有情节都安排精当，细节真实，所有演员的表演都极为出彩，堪称经典。

众多优秀电影作品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并让我们逐渐感受到电影带来的震撼心灵、颠覆认知、荡涤灵魂的作用。上大学后，看完一部电影，晚上熄灯后的“卧谈会”内容就丰富很多。通过电影，我们会无限延展话题：谈人生、谈未来、谈情感。看了《家》和《青春之歌》，我们大为惊叹，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居然和看小说时头脑中虚构的人物一模一样？看了《屈原》，我们会在历史的长河中反思；看了《早春二月》，我们聊到知识分子的弱点；台湾电影《家在台北》，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意大利电影《警察和小偷》《偷自行车的人》让我们认识了西方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也了解到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由来；致远号的悲壮、虎门销烟的惊险、中国赛马曲的嘹亮……好电影太多了。

电影是百姓最普通的艺术享受，现在的中国电影与40年前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唯愿中国电影蒸蒸日上，好电影更多、看电影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