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操，早年加入东北军，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 在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毅然参加中国共产党，率部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开创了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员抗日名将。建国以后，他长期负责和组织铁路的建设和管理运营工作，是新中国铁道事业的奠基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对中国的铁路建设和管理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在统一战线、和平统一中国的事业等方面有独特建树。吕正操为人耿介，爱好读书，视野开阔，富有创新精神。

吕正操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顾委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

一

吕正操，字必之。1905年1月（清光绪三十年冬）出生在辽宁省海城县唐王山后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吕正操祖居河北省清河县。后被官府发配东北，在海城县唐王山后村落了户。祖父当过长工，修过铁路，到晚年才有了几亩薄田。其父吕名禹，兄弟四人，除种地外，冬闲时外出拉脚，以维持生计。其母为人善良，能吃苦耐劳，很受乡里尊重。吕正操兄弟姐妹七人，他排行第二，上有大姐，下有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

吕正操自幼性格倔强，好打抱不平。后山村里，有一条东西街。东街富，西街穷。每逢有钱人家的孩子欺负穷孩子，他就领着西街的穷孩子去打抱不平。

他家的菜地紧挨着南满铁路。1904年日俄战争后，这条铁路被日本占有。 农民们到村西种地，路过铁道，经常遭日本人的蛮横辱骂和毒打。吕正操的祖父、大伯都因过铁道而被日本人无端打伤。有的村民还被日本人用刺刀挑死后推到河里。年幼的吕正操常站在离家不远的南满铁路边上，目睹日本侵略者对家乡人民欺压与残害的惨景，打心眼里恨透了这些日本人。他由此产生了两个愿望：一是参军打日本，二是将来要是管铁路的话，一定要像东北火车一样正点到达，准确无误[1]。

吕正操8岁起在唐王山后村上小学。入学时，教师给他起了个学名“正言”，并解释说是“言”语的“言”。吕正操听后感到不对心思，心里想：上学读书为的是求知识，长大要当兵，操练好了才能打日本侵略者。于是他自己改名为“正操”。吕正操在小学念了不到四年，因家庭经济困难，就中途辍学了。老师华荫南喜欢他记忆力强，过目成诵，觉得失学可惜，便在1917年初（12岁）开学时要他附课学习，义务为他补习国文、数学、英文等课，争取免费送入县立中学，又给他起号叫必之，说：“古书云，操之必正。”

吕正操附学半年后终因家穷没能上中学，就在家里跟着大人下地干农活。 1918年春，由华老师介绍，吕正操到海城北关裕德号缫丝（柞蚕）厂当学徒。 学徒生活很苦，起早贪黑地干重活，还得干杂活。但他仍坚持读书、练字、[1]任晓路：《吕正操：人民就是上帝》（吕正操访问记），《中华英才》杂志1994年2月。打算盘，如饥似渴地读了《千字文》、《百家姓》、《论语》、《诗经》、《古文观止》、《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书，提高了文化素质。

1920年冬，缫丝厂倒闭，吕正操被介绍到海城东站附近一家粮栈学徒。 几个月后，粮栈因生意不好，把吕正操辞退，他又回家种地。

1922年春，吕正操已满17岁。这时有一位在张学良部下当军医的远亲，向他介绍说，张学良的卫队旅是新式军队，重用识字的青年人。于是，吕正操果断地告别父母，参加了东北军，开始了他漫长的军旅生涯。

二

吕正操加入东北军后，先在张学良的卫队旅一团三营九连当兵。由于他精明强干，能读能写，勤奋好学，很快就考取了旅部的上士文书，到副官处工作。1923年，他又被张学良选送考入东北讲武堂[1] 深造。他以顽强的毅力和刻苦求知的精神，学完了几何、代数、三角及化学等课程。同时，他还利用课余时间到基督教青年会[2] 学习英语。这使他的文化知识水平又有了很大提高。

在讲武堂学习期间，吕正操经常参加青年会组织的活动，开始阅读一些进步书籍，受到先进思想的影响。

1924年秋，讲武堂停课，他随东北军入关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吕正操被分到由卫队旅改成的第二旅，在一团一营一连当排长，作战时代理连长。 直奉战争结束后，1925年春，讲武堂复课，吕正操回校继续学习。同年10月，吕正操从讲武堂毕业，被任命为新兵营营长。其时正值郭松龄倒戈失败[3]，他对郭松龄夫妇比较信任，寄以希望，遂因郭氏夫妇同遭惨死，产生消极失望情绪，于是愤而弃职回家。同年12月，张学良在锦州成立三、四方面军团司令部，派人召吕正操到锦州，担任他的少校副官。

1926年，张学良的三、四方面军团司令部迁到北平。1927年上半年，军团司令部进驻郑州。东北军先同吴佩孚的军队作战，后又同张发奎的军队作战，下半年又同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队作战。此时吕正操改任少校秘书，兼 任宣讲队队长。1928年初，张学良派他回沈阳担任同泽俱乐部[1] 干事。这期间，吕正操开始受到共产党的影响，他看了法国共产党人巴比塞写的《斯大林传——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托洛茨基的自传、列宁的《两个策略》和《进一步，退两步》等革命书籍。他还结识了一批有志之士，其中有的经张学良派往日本留学后加入了日本共产党。这些志士向吕正操介绍共产党的情况，讲述革命道理，还开导他：“你不要在城里上层社会混了，要到下边去掌握部队。”问他：“你讲武堂毕业，为什么不去带兵?”这使追求进步的吕正操受到很大启发，他多次向张学良要求下部队去。

1928年，皇姑屯事件发生，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张学良主政东北，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于次年春，派吕正操到十六旅任中校参谋处长。十六旅旅部驻新立屯，后移驻黑山县。1930年冬，十六旅入关驻防杨柳青。次年夏，又移驻北平南苑。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袭取沈阳。东北军接受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的命令，撤退至山海关以南。日军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剩东北军的广大将士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极为不满，强烈要求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

1932年冬，十六旅奉命开赴热河抗日。不久，全线受挫，热河失守。 1933年3月，张学良电召吕正操连夜赶回北平，询问战况并征求下一步作战意见。吕正操回答说，我部据守长城各口，军队士气高昂，眼下日军后方空虚，我们完全可以打。张学良当即表示要有“不惜一切收复热河”、“东北军全部拼上也要打到底”的决心，并委任吕正操为一一六师六四七团团长。但第二天蒋介石就逼迫张学良出洋“参观游历”，并强令东北军撤离长城防线。 3月底，吕正操不得已率部移驻易县县城及附近农村。

在易县，吕正操与黄显声常有来往。在东北军将领中，黄显声是最早主张而且坚决实行武装抗日的，他所率领的骑兵二师驻防易县西陵、良各庄一带。当时骑兵二师已有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吕正操在那里结识了刘澜波、孙志远。刘澜波、孙志远都是在东北军中工作的中共党员，他们曾先后在骑兵二师以黄显声师长的秘书身份为掩护深入开展兵运工作。 此时，吕正操在实践中已经认识到，“要抗日不找共产党不行”。于是，他主动向刘澜波、孙志远请教，接受共产党人的帮助和教育，并与他们二人具体商讨在六四七团内如何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4年春，六四七团移驻北平，担任城防。这期间，吕正操领导的六四七团的抗日救亡活动搞得十分活跃。办救亡小报，开展抗日教育，并由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派来的东北大学的进步学生顾少雄、张绍清等协助宣传教育工作，在连队组织读书班，教士兵唱救亡歌曲。六四七团因此有“红色团”、“摩登团”之称。

六四七团为保卫北平城防经常与日军发生冲突。当时驻东交民巷的日军，不断向六四七团城防部队挑衅，企图寻找借口侵占北平城防，屡遭六四七团值勤部队坚决抵制，一直未能得逞。1935年6月，石友三部叛变投敌的铁甲车队队长白坚武，勾结日军企图用铁甲车冲进永定门东边的城墙豁口。吕正操闻讯立即带领部队乘汽车奔赴该地堵击，又派出部队到丰台截断叛军后路。 叛军全部被歼，六四七团却无一伤亡。市民亲眼看到六四七团官兵英勇奋战，严惩叛军，群情振奋，纷纷打电话、写信或到部队慰问。欧美驻华使馆的武官和记者也到永定门团指挥部参观、采访，美国驻华武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还当面向吕正操致意，对其出色指挥赞不绝口。

随着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日益加剧，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在这种紧迫形势下，中共中央于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6000余人举行大规模的抗日救国游行示威，六四七团官兵主动配合学生救亡运动，给予同情和支持。当游行学生在西直门遭到警察拦截时，该团强令警察开门，援助学生进城。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黄华回忆说，在市区内，当游行的学生被警察追赶时，六四七团部队即装作把学生队伍包围赶到一所大院里，躲过追赶的警察以后，再把学生们放走。黄华还说，后来他才了解到，当时保护他们游行队伍的，就是吕正操率领的部队[1]。

1936年初，六四七团移驻河北徐水一带。此时，张学良已回国统率东北军。他原拟加委吕正操任一一六师师长，但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表示反对，并背着张学良把吕正操送到南京陆军大学高级班学习。吕正操到南京后，和一个横行霸道的国民党特务发生冲突，打伤了这个特务。张学良得知后，随即电告何应钦调吕正操立刻回团。9月，吕正操回到北平，与东北抗日联合会（东北救亡总会前身）商讨筹组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简称“东抗”）， 并任总队长。

1936年10月，张学良调吕正操临时到西安张公馆服务。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抗日救国等主张。事变期间，吕正操在张公馆担任内勤工作，和应邀来西安共商大计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的随行人员罗瑞卿、许建国常有接触，和参加西安事变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宋黎朝夕相处。吕正操“亲身经历了西安事变前后那些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亲耳聆听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和教导，亲眼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作的艰巨的努力”[1]，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和正确，从而更加信赖党，热爱党。此时，吕正操便郑重地通过刘澜波向中共提出了自己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

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12月25日上午，张学良身着戎装，来到张公馆东楼二层吕正操等人的住处，说他即将伴送蒋介石回南京。吕正操等人听后都感到很惊讶，劝他不要去，但张坚决不听。为防不测，吕正操在张学良走后立即赶回徐水团部掌握部队。孙志远也赶来团部，通知吕正操，中共北方局已同意他加入共产党。

1937年初，孙志远受周恩来、叶剑英的派遣，与林铁等组成中共五十三军工作委员会。孙志远负责吕正操部的联系工作[2]。经中共五十三军工委会介绍，胡乃超、杨经国、戈亚明等学生党员六七人，到六四七团下连当兵。为了便于开展党的工作，吕正操很快将他们提升为班、排长。2月初，中共北方局派李晓初来六四七团任中共总支书记，对外名义是上尉书记长。李晓初代表中共组织通知吕正操，由李晓初和胡乃超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

同年1月，万福麟借口开会把黄显声扣留在保定，撤销了黄的师长职务。 这时，吕正操对万福麟已有戒备。万福麟多次召开团长会议，吕正操都托病不去与会。万福麟为扣押吕正操，乘铁甲车前来徐水车站，但因吕正操早有防备，他察觉形势于己不利，便无可奈何地败兴归去。不久，万福麟又趁蒋介石缩编东北军的机会，把六四七团拆散，分编到两个师的3个旅里。宣布命令时，六四七团全体官兵群情激愤，反对改编；团内的共产党员、“东抗”队员纷纷要求把队伍拉出去，西渡黄河去找红军。吕正操和李晓初当即召开 共产党员和“东抗”干部会，决定派李晓初到北平请示中共北方局。李晓初请示后很快赶回部队，向吕正操等传达了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六四七团千万不能拉出去。因为，第一，那样做会破坏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队伍拉不到黄河边就会被打散；第三，要服从改编，分到各师去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发展革命力量。吕正操拥护中共北方局的指示。5月初，吕正操带一个营到石家庄，出任合编后的一三〇师六九一团团长。

在赴石家庄的途中，5月4日的晚上，李晓初代表共产党组织，在一个帐篷里，庄严地为吕正操举行了入党仪式。

三

“七七事变”爆发后，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很快溃退，中共北方局指示六九一团趁机挥师北上，留在敌后，找地方党，开展抗游击战争。吕正操和李晓初，坚决遵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于1937年7月中旬，率六九一团从石家庄出发到任丘一带设防，他们提出了“向敌后退却，北上抗日”的口号，并经过共产党员和“东抗”组织分头向战士进行思想动员，还成立了抗日俱乐部，创办了《抗日旬刊》。

8月底，六九一团又开到安次、永清附近设防，一三〇师师长周福成有意把六九一团部署在永定河一个三面受敌的突出部位，企图借敌人的力量削弱这个团。吕正操把团部设在曹家务，率领全团担任永定河右岸的防守，与日军隔河对峙。日军于9月15日正午12时许开始进攻，吕正操命令部队死守阵地。后来，日军从六九一团和六九二团的结合部突破了防线，置六九一团于不顾，毫无顾忌地长驱直入。到18日晚，略加休整的六九一团沿河堤尾随日军南撤。

永定河战斗后，六九一团官兵一致感到不能单纯防御，久守必败，只有打运动战和进攻战，才能主动地打击和消灭敌人。团内广大士兵的不满情绪迅速滋长，纷纷要求走抗日救国的道路，寻找共产党的领导。一天晚上，沙克去找吕正操反映情况，还没等沙克开口，吕正操就说：“你看，这样跑下去就要过黄河了，咱们不能只顾跟着他们逃跑，应该另想办法。”沙克反映了士兵的情绪和要求。吕正操沉思片刻，说：“我们和上级党失掉了联系，目前应先抓紧‘东抗’，团结群众。一面做好留在敌后打游击的准备，一面寻找党的关系。”李晓初此时不在团内，部队路过任丘时把他留下来去找地方党。

作为消灭异己的一种手段，蒋介石总是让嫡系军队先撤，杂牌军殿后。 六九一团奉命掩护五十三军，处于危险的境地。然而，万福麟作梦也没想到，他的这个安排，又恰好为六九一团脱离五十三军提供了方便条件。六九一团撤到饶阳城北渡口，过了滹沱河，赶上了五十三军大部队，仍继续南撤。10月10日下午，六九一团先头部队进抵束鹿半壁店时，突然发现五六十名日军骑兵。尖兵连果断地跑步抢占村庄，发起进攻，经过激战，将敌击溃，毙少尉队长一名，士兵八九名，缴获一批军用品及战马多匹。六九一团无一伤亡。当晚，六九一团第一营进入藁城梅花镇，第三营随团部进入附近的四德村。夜里10点多钟，约有一个营日军进攻梅花镇。激烈的战斗持续到第二天下午黄昏时分，敌军大部被歼。但日军的后续部队陆续增加，将六九一团第一营团团包围，形势十分严峻。这时，万福麟已率五十三军跑得很远，师长周福成和旅长丛兆麟分别给六九一团打来电报，叫吕正操丢下一营，带三营去追赶他们。吕正操坚决不同意把一营丢下，立即派部队去接应一营突围出来。这次战斗，敌人伤亡七八百名，六九一团官兵士气大振，当地人民群众也受到很大鼓舞。吕正操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果断决定“就此脱离五十三军，北上找地方党，打游击去”。他在四德村召集营、连长开会，商议部队下一步的行动。大家都同意吕正操的决策。

当晚9点，吕正操率领全团悄悄穿过敌人控制的沧石路向晋县东北的小樵镇前进。

部队到达小樵镇已是深秋的后半夜。天气已经很冷了。由于战乱，四面城门早已紧紧关闭。为了不影响乡亲们的睡眠，吕正操命令全体官兵爬过城墙，秩序井然地睡在街上。第二天早晨村民们一开门，都十分惊讶，还以为是“天降的神兵”呢[1]。

六九一团来小樵镇，目的是进行休整改编。为了保证计划的顺利实现，吕正操下令对外严密封锁消息，在镇子进出的地方派兵把守，只准进，不准出。按照原来的安排，先召开了党的会议。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北方局的指示精神，讨论了部队目前处境，具体研究了部队整编和北上行动的计划，并作出了决议。大家还作了明确的分工，分头去做工作，为召开有士兵代表参加的官兵代表会议作准备。

全团官兵代表会议在一所小学校的教室里举行。会议由吕正操主持，他 环顾了一下与会的代表，然后用平静而严肃的语调说道：“今天不是普通的会议，而是商讨决定我们大家的前途命运。近来时局变化很快，还不到半个月，日本侵略军就占领了华北大片土地，可是中央军还是一味撤退。如果我们继续跟着跑下去，不但打不了日本，我们部队还有被断送的危险。我们每一个爱国军人，都负有保卫国土、收复失地的责任。”吕的讲话，使与会代表更加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和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接着，吕正操追述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的悲惨遭遇，又介绍了自己在西安耳闻目睹红军的情形。吕正操现身说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吕正操注视着大家，把话题扯回到“现在”，最后说道：“五十三军既把我们甩下，不要我们了，形势已经不允许我们有任何别的选择，面前只有一条路：回师北上，像红军那样，到敌后打游击去。不知大家的意见怎么样?”吕正操的讲话，像是在干柴上加了一把烈火，大家激昂慷慨，争相发言，表示拥护吕正操的决策。吕正操见大局已定，便趁热打铁，庄严地宣布：“全团立即回师北上!”并说：“从今天起，我们脱离五十三军，成为抗日的革命队伍了!”他还宣布将六九一团改称人民自卫军，吕正操任司令员，李晓初任政治部主任；指战员佩戴长方形臂章，白底，蓝边，上面为“人民自卫军”五个蓝字，中间是一颗红星。他宣布了四条军纪，要求部队严明纪律，官兵平等，不准扰民，发动群众抗战。代表们回去传达后，全体官兵欢欣鼓舞，一致拥护。

1937年10月14日，吕正操率领人民自卫军继续北上，每到一处，都和当地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在沿途宣传中共抗日救国的主张，建立中共县委组织、抗日民主政府、人民自卫队及抗日救国团体。在安国，中共保属特委派侯玉田、刘亦珺等前来迎接人民自卫军。这样，人民自卫军和中共冀中地方组织正式接上了关系。经与冀中中共组织商定，吕正操率人民自卫军取道博野、蠡县，向中共保属省委活动的中心地区高阳进军。路过博野时，吕正操会见了博野民军司令张仲翰，约定双方同心协力，联合抗日。到蠡县后，与中共保属省委领导下的一批地方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部分抗日武装会合，并会见了正着手组织抗日武装的孟庆山。孟庆山向吕正操介绍了高阳城里的情况。10月31日，人民自卫军进抵高阳城下。吕正操指挥人民自卫军向高阳城发起进攻，迅速炸开城门，占领了高阳城，全歼了盘踞县城的冀东伪保安队尹松山部1000余人，缴获了全部枪支。人民自卫军入城后，当众枪决了土匪头子、汉奸尹松山。打开高阳城，震动了整个冀中。人民自卫军官兵 士气高昂，军威大振。由于与地方中共组织会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护和支援，吕正操率领的抗日武装，在冀中地区，迅速发展到5000多人，编成3个步兵团，1个特种兵团，1个特务营。

由于人民自卫军是从旧军队脱胎而来，没有来得及进行改造，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共地方组织输送来的兵源和刚入伍的新战士，又普遍地存在家乡观念，纪律性也较差。因此，人民自卫军亟需提高军政素质，使之成为八路军式的革命武装和坚持敌后抗战的主力军。在此关键时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派孙志远来人民自卫军工作[1]。人民自卫军和晋察冀军区正式建立了联系。1937年冬，经请示聂荣臻司令员同意，由吕正操、孙志远率领的人民自卫军两个步兵团、特务营和抗日义勇军的两个支队，开到路西整训。吕正操、孙志远到了阜平，同聂荣臻商讨将部队改编成八路军的问题，并研究了整顿和训练方面的计划。聂荣臻对吕正操的印象很好，12月14日，他在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的报告中说：“吕正操率领到路西的部队约2300人，步枪约1200支，轻重机枪60多挺，各种炮16门，骑兵1个连，在谈话中，我对吕的感觉很好，政治上很开明，对党的工作、部队的改造、群众工作都很注意，该部党员甚多……原来即有组织，最近由地方党介绍了一批党员进去，此部队的成分和质量均好。”在参加晋察冀军区政治工作会议时，聂荣臻勉励吕正操说：“你带领部队脱离国民党军参加八路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和地方党的同志开创了冀中抗日的新局面，这第一步就搞得很好嘛!”他用手指着地图对吕正操和孙志远说，“你们就在平津路、平汉路、津浦路之间，南边以滏阳河为界，搞冀中根据地吧!”冀中，作为一个正式的军事、行政区，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聂荣臻说：“你们的实践是有深远意义的，这是我们党在平原上开创的第一个根据地，你们成功了，对于全国其他平原地区的抗战，将提供有价值的经验。”[2] 这些话，使吕正操很受鼓舞。吕正操、孙志远率领部队返回冀中后，在河北省委领导及河北游击军的配合下，迅速解决了几十股汉奸土匪武装，先后收编了各路杂牌武装。

吕正操还领导冀中军民开展了破路、拆城，改造平原地形的规模巨大的运动，在冀中平原建成一个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敌人的作战战常1938年3月，吕正操组织北上先锋队，赴大清河北开辟工作，在平、津、保三角地带展开游 击活动。同年4月，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并肩作战，胜利地粉碎了日军第一次春季“扫荡”，使根据地得到了很大的扩展。西起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至平津路，南达沧石路，整个平原的广大农村，几乎都为抗日武装所控制。 各县建立了抗日政权和各种群众性的抗日组织，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群众纷纷参军参战。冀中抗战进入“黄金时代”。

1938年4月21日，在安平县城召开了冀中区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冀中区党委，黄敬任区党委书记，鲁贲任副书记。接着成立了冀中军区和冀中抗日民主政权——冀中行政公署，吕正操任军区司令员兼行署主任，孟庆山任军区副司令员，孙志远任军区政治部主任。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整编冀中部队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吕正操任司令员。至1938年底，冀中军区下设第一、二、三、四、五军分区，所辖部队号称10万人，控制了24个县城，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蓬勃发展起来。聂荣臻于1939年5月1日撰文指出：“在吕司令指导下，这个部队学习八路军的传统精神，学习八路军的经验，迅速提高和发扬战斗力，成为支持冀中军区的伟大中心力量。”[1]

在抗战一周年的时候，吕正操应邀为驻重庆的东北救亡总会撰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对在冀中区开展平原游击战8个月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初步总结。 文章在毛泽东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理论指导下，对在辽阔的平原上开展游击战争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并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能长期坚持和取得胜利的必备条件。文章还介绍了在游击战争的实践中人民群众创造的许多宝贵经验[2]。

此后不久，吕正操又专门撰写长文，进一步具体论述平原游击战争，并归纳出总的结论是：“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积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紧团结，力求进步。”[3] 他认为，“这样便能够发展与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使敌人“陷入油干火灭的绝境”，“就一定能够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4]。

1938年秋，国民党抬出了早已不存在的河北省政府招牌，委任鹿钟麟为主席，张荫梧为民政厅长，成立所谓冀察战区，企图分割和瓦解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年9月底，冀中军区驻在蠡县附近。此时，邱立亭以冀察战区司 令长官鹿钟麟代表的名义，到中共冀中区委黄敬处来见吕正操。邱立亭曾是吕正操在东北讲武堂的同学。他说，鹿钟麟派他来商谈有关冀察战区统一作战指挥的问题。吕正操当即表示：“我是冀中军区司令员，又是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归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指挥，聂司令说了算，我无权决定。”晚上，邱立亭又到吕正操住处对他讲，蒋介石可以委任你一个军长，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饷有饷。吕正操斩钉截铁地回答说：“蒋介石是什么人? 张学良大仁大义送他回南京，倒被他扣起来，直到现在抗战了，还不放出来。 你也是张学良的学生，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一席话使邱立亭败兴而归。

10月间，鹿钟麟又要吕正操到南宫与他商谈河北省政权“统一”问题。 事先，吕正操与黄敬商定了谈判原则。吕正操到南宫第二天，鹿钟麟约吕正操到他的省政府去谈判。鹿钟麟首先提出，统一河北省的政令，要给冀中各县的县长加委，要发公文到各县去。吕正操回答说：“我这个行署主任是晋察冀边区政府委任的，我得听晋察冀边区政府的。你想向冀中各县发委任和公文，得首先统一发给我，我再向晋察冀边区政府请示如何处理。”这时，鹿钟麟的部下河北民军总司令张荫梧站起来猖狂地叫嚷，不但“政令要统一”，军队也应“统一”，不能搞封建割据。还说他在冀中留有民军，要带部队回到冀中去。吕正操当即驳斥说：“日本鬼子来了，你们丢下人民，丢下大好河山，都跑了。你是河北民军司令，跑到太行山去干什么? 现在冀中人民从日军手里收复了失地，要说割据也是人民从日军那里割来的。你们要想从人民手里收复失地，冀中人民决不答应!”他正告张荫梧：“你如果一定要来冀中，就必须服从冀中军区的统一指挥，叫你到哪儿，你就到哪儿。我对你和冀中的其他部队可以一视同仁，但随便闯入冀中不行! 你随便闯入冀中，后果由你自己负责。”就这样，吕正操当场把鹿钟麟和张荫梧都顶了回去。

12月初，张荫梧亲自率领三个核心团向博野进犯，并在冀中二分区制造摩擦。吕正操指挥二分区所属部队，将张荫梧的三个核心团包围，拂晓打响，很快解决战斗，予以全歼，取得了反摩擦斗争的胜利。

中共中央非常关心冀中根据地的建设，及时向冀中军区各种武装提出进行整训的要求。还做出决定加强冀中军区的领导力量。1938年11月2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给聂荣臻发出了《关于巩固冀中部队，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指示》，指出：（1）估计今后华北形势的进展，冀中区域的中心任务是巩固现有武装部队，依靠群众力量，坚持长期游击战争；（2）为完成以上任务做如下决定：第一，派程子华带一部分干部去冀中，子华任吕（正操）纵队政治委员，加强该部之正规化是目前中心任务；第二，决定贺龙、关向应率一二〇师主力去冀中，争取扩大一二〇师；第三，一二〇师到冀中，可以推动和影响当地部队正规化的过程，冀中党应以极大力量帮助扩大一二〇师，具体计划由关向应到五台与聂荣臻、彭真依据实际情况商酌办理[1]。

1939年初，程子华来到冀中。接着贺龙率领一二〇师也来到冀中。同年2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冀中军政委员会，由贺龙任书记。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成立冀中区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吕正操任副总指挥，统一指挥一二〇师和第三纵队。吕正操同贺龙此前虽未见过面，但两人一见如故。在他们相处的8个月内，两人朝夕与共。贺龙临别时，吕正操惋惜地说：“贺老总，你知道过去我是个旧军人，没有经过长征锻炼，也没有搞过土地革命，对咱们八路军这套东西还没有学会，还需要你继续帮助，你却要走了!”贺龙听后，哈哈大笑：“你常说是个旧军人，就算个‘小军阀’吧，那算啥! 我在旧军队里当过镇守使、师长、军长，可是个‘大军阀’呢。 但一找到共产党，跟上毛主席，有了觉悟，就有个‘突变’嘛! 过去的事提它干啥，要紧的是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干革命，风吹浪打不回头!”还鼓励他说：“八路军这套东西，都是毛主席教会的。你现在正在学习《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就好嘛! 另外，有事多向聂荣臻司令员和区党委请示报告，一定可以把冀中搞得更好。”最后还特别嘱咐说：“毛主席对冀中很关心，你现在就写信给毛主席，把这里情况汇报一下。”吕正操随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了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还特地提到，贺龙和一二〇师在冀中的8个月，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起了重大作用。

贺龙对吕正操和冀中部队很赏识，他说：“老吕这个人首先有一条，他对党的任务、决定是坚决执行的，对党相信，组织观念强；第二条，打日寇是坚决的；第三条，有群众观念。”

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巩固，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李公朴从1939年10月28日起，“6个多月的时间在晋察冀边区共历15县，500余村。　遍访军政民各界同志，参观了许多工作”，他“把自己看到的或听到的事实及所搜集到的各项可靠的材料组织起来”，写成《华北敌后——晋冀[1]《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53页。 察》一书。书中称赞晋冀察边区，包括冀中区，是“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形成了一个新中国的雏形”[1]。最早来冀中根据地的国际友好人士，有英国学者林西（以后改称林迈可），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后来又有美国记者韩森（实际是美国使馆武官）、原美驻华使馆武官卡尔逊等人到过冀中。他们参观了冀中根据地，访问了八路军部队和民兵，还访问了日军俘虏。吕正操对这些国际友人的来访很重视，亲自接见，介绍根据地的建设情况。此后，这些国际友人分别在美、英有影响的报纸上报道了冀中根据地，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极大关注。

1941年上半年，日军对冀中区展开了全面的“蚕食”进攻，采取了由点线扩展为面的占领方式，与向抗日根据地内压缩相结合；以“蚕食”为主，与“扫荡”相结合。为坚持和保卫根据地，吕正操率领冀中平原抗日军民针锋相对地与日军展开了反“蚕食”斗争。这次斗争的基本方针是，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武装斗争和其他各种斗争相结合，巩固基本区，突击落后区，缩小敌占区。

4月，吕正操带着一个工作组到十分区去检查工作，并慰问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的抗日军民。吕正操一行到安新、容城一带时，碰上敌人天天“拉网扫荡”，他们便进入十分区二十九团驻地三台。在那里，他们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进到徐水的崔庄，他们又和敌人接触了一次。吕正操等人夜行军穿过白洋淀，拂晓时到达北冯村。休息一天，当晚出发，下半夜到达桑园。吕正操等人正在入睡，突然听到枪响，发觉已被日军包围，警卫连掩护吕正操等人突围，边打边走，终于从敌炮楼下擦身穿过公路，回到军区司令部驻地安平义里。当日正赶上庆祝五四青年节和八路军三纵队成立三周年纪念日。吕正操兴致勃勃地参加了纪念活动。为庆贺八路军三纵队成立三周年，中共中央专程派人送来了毛泽东的亲笔题词：“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模范，坚持人民武装斗争的模范。”

这年，日军对冀中进行秋季“扫荡”，“扫荡”的重点是寻找冀中区党政军的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在反“扫荡”中，军区司令部遇到了一次极大的危险。9月，军区司令部住进安平宗佐一个紧靠村边的大房子，程子华、吕正操刚进屋，跟踪而至的日军就直冲他们的住房用炮轰击。一个炮弹打中了正房。 紧接着又用机关枪扫射。吕正操和程子华都趴在床底下躲避，才免遭于难。

在反“扫荡”斗争中，吕正操领导冀中军民开展地雷战和地道战。地雷战，在整个冀中区广泛开展，收到了显著成效：保卫了生产和村庄，限制了敌人的活动，使之心惊胆战。地道，在村庄与村庄之间贯通，纵横交错，自成系统，在地下创造了新的阵地，攻不下的堡垒，使敌人一筹莫展。白洋淀人民则组织起水上游击队，同敌人进行战斗。群众称这支队伍为雁翎队，雁翎队像一把锐利的尖刀，插在日军津保水上航线的咽喉上。李公朴在他的书中，记载了一些“神话似的英雄们的传说”：

冀中的第五军分区的防地是安次、永清、固安、新城等县，天津与北平之间的一些地区。那儿的一些子弟团，老乡们讲就像铁打的神兵! 有一次日本鬼子发动了好几万人，还有几百辆坦克车、天空嗡嗡的尽是飞机，分了七八路进攻第五军分区。一连打了好几天，最后把五军分区司令部的人都包围在永定河北岸的一个村子里了。日本鬼子几股大兵合起来一打，却自己跟自己打到一起了。　彼此打得头破血流，自己的坦克车，也跟自己的坦克车碰了头。结果五军分区的子弟兵团一个也没有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吓得鬼子们都跑了。

敌寇对五军分区的扫荡不只一次了，每次都是声势浩大。老乡们传说的那一次，子弟兵团的大部分在敌人合击之前已经运动到别的地区，剩下的来不及脱离包围圈的便都把武器埋藏起来，化装成了老百姓。敌人进村之后，看见没有一个中国兵，便狡猾地集合起全村的老百姓，让小孩子去认他家的人，于是一个个的子弟兵便被小孩子叔叔、舅舅、表哥、大伯的认完了。结果敌人毫无办法，悻悻而去[1]。

作者说，“这一些神话似的传说，并不是无中生有，相反的都是事实。”

1942年，冀中区的斗争形势就更为严峻了。据当时《华北治安战》记载，此次日军对冀中区“扫荡”的作战方针是：“对吕正操为司令的冀中区的共军主力，进行突然袭击的包围作战，摧毁其根据地，同时在政治、经济、思想上采取各种措施，以便将该地区一举变为治安地区。”中共冀中区委和军区对敌情变化十分清楚。4月下旬，吕正操便同黄敬、沙克、卓雄、张学思等人，在全面分析研究、掌握日军“扫荡”的意图和谋略的基础上，制定了反“扫荡”的具体方案。4月底，冀中区党委召开干部会议，吕正操在会上作了动员 报告，号召党政军民一齐行动起来，进行空前未有的反“扫荡”。

5月1日，日军“扫荡”开始了。就在这一天，冀中区党委和总工会，召开了直属机关干部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吕正操和黄敬都讲了话。纪念大会正在进行时，日军的飞机便来盘旋侦察。吕正操抬头望望天空，然后又向会场环视，自信而风趣地说：“也许是冈村宁次坐飞机来看望我们了。好，那就让他看吧! 晚上再演场戏给他看，然后开始行动。”当晚果真演了戏，演的是曹禺的话剧《日出》。

在这次反“扫荡”中，吕正操和黄敬率领领导机关和随行部队，从5月2日起，转战冀中各地，在威县境内的掌史村指挥部队坚守阵地，并适时突出重围。参战的二十七团，指挥员英勇果断，沉着应敌，使日伪军的伤亡高达守方七八倍，使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安全突围，取得了反“扫荡”的重大胜利，因而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电令嘉奖，被誉为“平原游击战坚持村落防御战的范例”。掌史突围后，吕正操和黄敬率部队顺利地走到冀鲁豫军区驻地，受到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等的热情接待。8月底，他们向太行区转移。到涉县时，刘伯承、邓小平亲自来迎接。在八路军总部期间，吕正操、黄敬向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汇报了冀中“五一”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和冀中广大军民英勇抗敌的光辉事迹。

冀中八路军各部队指战员，坚决贯彻执行区党委和军区的指示，在当地广大群众的配合下，避实就虚，内线与外线结合，积极地打击敌人。从5月1日到6月底，在两个月的“扫荡”中，冀中部队共作战272次，击毙日伪军3891名，击伤日伪军7521名。冀中边区军民也受到很大损失，八路军主力部队伤亡指战员4671名，区县游击队损失5300余人，被杀害、抓走的群众达五六万人。

10月下旬，吕正操等人离开八路军总部回到晋察冀边区的平山、阜平一带。1943年1月15日，在阜平温塘召开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参议会。吕正操作为一名参议员，参加了大会。会后，他回到当时的冀中军区驻地唐县张各庄。 吕正操认真地回顾总结了冀中区军民反“蚕食”、反“扫荡”、反“清剿”、反封锁及坚持对敌斗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撰写了两篇文章：《在敌寇反复“清剿”下的冀中平原游击战争》（《战线》第113期，1943年7月出版） ；《穿插在沟线中的游击战争》（《解放日报》1943年7月16日）。

1943年8月，中央军委来电，调吕正操带冀中军区6个主力团去延安。 9月初到达晋西北兴县时，贺龙在那里等候，告以中央电令吕正操留在晋绥军区任司令员。于是，吕正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冀中。吕正操带部队刚到晋西北，就遇上1943年秋季反“扫荡”。为了粉碎敌人“蚕食”根据地的阴谋，晋绥边区的党政军民，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广泛地开展了“挤”敌人的斗争。

同年9月上旬，晋绥分局召开群众工作会议，吕正操在会上介绍了冀中区开展爆破运动的经验。晋绥分局代理书记兼军区政委林枫号召通过爆破运动来扩大民兵队伍，提高民兵的战斗力，培养智能双全的民兵英雄。各级党组织和各地民兵坚决贯彻执行了晋绥分局的这一方针，开展了群众性的爆破运动，取得了显著战果，对敌人造成严重的威胁，把敌人的凶焰打了下去。 太原出版的日文《东亚新报》在1943年11月18日的报道中惊呼：“凡有民兵的地方，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晋绥边区军民为把敌人“挤出去”，最大的一次战斗，是1944年9月14日至17日进行的汾阳战斗。当时中外记者参观团正好赶到这里，他们登上靠近汾阳的山上，俯视城关战火，拍下了激战的情景。吕正操在军区司令部会见过中外记者代表团，并同他们亲切交谈。这些记者在晋绥进行了一个多月实地考察并加以如实报道，反映了晋绥军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实况。

1944年冬，吕正操和林枫作为晋绥边区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到了延安，毛泽东很快就接见了他们，并留林枫和吕正操全家在他的窑洞里吃了午饭。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毛泽东又派人用一辆大汽车把吕正操和林枫接到枣园。 吃晚饭时，他们边吃边谈，一直谈到深夜。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冀中、晋绥，用“挤”的办法，快把日本人挤出去了。现在恐怕要有人来挤你们了。”吕正操说：“再把他们挤出去”。毛泽东说：“对! 你们冀中有800万老百姓，晋绥有300万老百姓，加起来力量可不小呢”。吕正操和林枫告辞出来，毛泽东还亲自端着蜡烛照明，送他们走下山坡，上了汽车。

在延安，吕正操还由林枫带着去见过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陈云、李富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吕正操出席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会议期间，在七大东北组召开的东北工作会议上，吕正操和刘澜波、李延禄、李范五、解方等东北干部，讨论了打回老家去的问题。吕正操与林枫、孙志远等一起，形成了关于东北工作的领导中心。

形势发展很快，日本即将投降。8月14日，吕正操和孙志远匆忙离开延安，奔赴绥远前线，准备率部向东北挺进，实现“打回老家去”的夙愿。

四

吕正操和孙志远从延安出发，即电令第一分区马仁兴带二十七团赶往绥远，协同五分区姚喆部攻占归绥城。吕正操到兴县后，即和孙志远、许光达带领三十二团、三十六团赶往绥远增援。他们到达绥远的清水河县，首先解决了马占山的土匪部队。前进到凉城和马仁兴会合后，又在凉城消灭了傅作义暂编一〇一师一个团。接着，又先后攻占晋北左云、右玉等城。这时，接到军区转来的中共中央电告，要吕正操带队到商都去和苏联红军联系，接收苏军缴获的伪蒙军武器。10月中旬，吕正操带队到达商都，接收了武器。此时，中共中央来电，命令他带一个团赶往东北沈阳。

吕正操于10月下旬到达沈阳，即到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见彭真、萧劲光、伍修权、叶季壮等。中共东北局书记彭真向他谈了在东北作战的方针和任务后，要求吕正操把带来的部队进驻沈阳，一面扩大部队，一面保卫沈阳。这时，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已经成立，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为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程子华为副政委，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萧劲光为副总司令，萧劲光兼参谋长，伍修权为第二参谋长。吕正操部扩编成两个旅。为扩大部队培养干部，又成立了军官学校，吕正操兼任校长。12月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成立中共西满分局，由李富春、吕正操、陶铸、孔原、倪志亮、郭述申、张平化、邓华、曹里怀、郭锋组成分局委员会；李富春、吕正操、张平化为常委；李富春任书记、吕正操为副书记兼西满军区司令员。

中共西满分局，为贯彻中央提出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经请示中共东北局，成立了西满清霸动员委员会，并同时发出了《关于发动群众反奸清霸运动的指示》，在西满地区开展了群众性的清霸运动。在清霸斗争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成立了贫民会，加强了政权建设，发展了中共的组织。 这就为在“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1]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46年2月，吕正操到抚顺参加中共东北局召开的会议。不久又转移到梅河口继续开会。在此期间吕正操代表中共西满分局，汇报了中共西满分局成立以来三个 月的工作。

梅河口会议之后，吕正操随中共中央东北局经吉林转移到长春。在支援四平作战中，吕正操负责后勤物资供应。不久，部队撤出长春，退到哈尔滨。 在哈尔滨，成立了松花江防守指挥司令部，吕正操任司令员，谭政任政委，任务是准备敌人进攻时掩护部队从哈尔滨撤退。6月初松花江防守指挥司令部撤销。8月，吕正操去齐齐哈尔西满军区交代工作后，离开了西满。

中共中央东北局为了加强对铁路的管理和统一指挥，更好地支援前线作战，于1946年7月25日成立东北铁路总局，统一领导东北解放区齐齐哈尔、绥化、牡丹江三个铁路局，任命吕正操为局长兼政委。

为挖掘潜力提高运输能力，吕正操领导东北铁路总局开展了“死机复活”和“死车复活”运动。哈尔滨机务段修复的两台机车，分别被命名为“毛泽东号”和“朱德号”。还开展了以完成运输任务为目标的群众性立功竞赛运动，建立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按照企业化要求进行预算和决算、金库管理，决定旅客列车及混合列车实施定时运行等。有力地促进铁路运输工作进入正轨，向制度化方向发展。同时创办了哈尔滨铁路学院（后改称哈尔滨铁道学院）和《东北铁路导报》。

1947年下半年，为修复松花江大桥，因技术和器材均有困难，林彪、吕正操以他们二人的名义给斯大林打电话请求援助。斯大林很快就派其交通部长柯瓦略夫率领一批工程师和一个桥梁工程队，带着全部装备到哈尔滨来，援助修复松花江大桥，为东北野战军大举进攻提供了交通条件。

到辽沈战役前，东北解放区又接收和修复铁路5700多公里，通车线路里程达9818公里，占全东北通车线路里程的98％，修复机车885台。这就为支援东北解放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8年9月24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出通令，撤销东北铁路总局，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铁道部，任命吕正操为铁道部部长。根据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部的紧急命令，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最秘密的情况下，把在东线的部队迅速运送到西线的新立屯、西阜新等地区，出其不意地给敌人以打击。吕正操指挥东北行政委员会铁道部全体员工立即迅速、周密地进行运输准备工作。军运全面展开后，在9天之内，共运送64个军列，把近十万大军安全、迅速、及时地送上了辽西前线，胜利地完成了大兵团调动的运输任务。为此，东北野战军总部特地向东北行政委员会铁道部发来电报，表扬铁路员工在困难的 条件下顺利完成了军运任务。在辽沈战役中，由于敌机狂轰滥炸，频繁袭扰，使铁路遭到破坏，运输堵塞。吕正操领导东北行政委员会铁道部员工采取紧急措施，抢修抢运，有力地支援了辽沈战役。

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成立军委铁道部，“统一全国各解放区铁路的修建、管理和运输”。1月28日，吕正操去石家庄参加了铁路工作会议。会议确定把“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作为全国铁路职工的行动口号，号召各解放区铁路职工抢修抢运，支援解放战争。2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铁道部委员会组成，委员共9人，由滕代远、吕正操、武竞天3人组成常委会，滕代远为书记。不久，吕正操被中共中央军委任命为军委铁道部副部长，兼护运司令员。后来，为了加强对铁路抢修工作的统一指导，中共中央军委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铁道纵队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划归铁道部建制，由滕代远兼任司令员，吕正操兼任副司令员。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 吕正操从东北赶来参加会议。会前他去毛泽东那里看望时，正在伏案阅读文件的毛泽东见吕正操进来，劈头就说：“你写的文章——《论乘务负责制》，不错呀! 我们就是要学会搞建设。”吕正操对毛泽东说：“我讲的有不少是外行话。”毛泽东微笑着说：“外行可以变成内行嘛!”

五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滕代远为铁道部部长，吕正操、武竞天、石志仁为副部长。11月9日，铁道部党委改组为铁道部党组，滕代远任党组书记，吕正操任党组副书记。

旧中国铁路从1876年算起，到1949年人民政权接管全国大陆铁路时止，在73年的时间里修建并留存下来的铁路仅有2万多公里，而其中能够维持通车的仅有1万多公里。旧中国铁路先天不足，基础薄弱，畸形、落后。不仅数量少，分布偏（绝大部分分布在东北东部和沿海地区）而且标准杂，质量低，管理分割，运营落后。尤其是遭受长期战争的破坏，千疮百孔，支离破碎。旧中国给滕代远、吕正操等人留下的是一副铁路的烂摊子。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吕正操和滕代远一起，立即着手新中国铁路事业的创建。首先是接管铁路，抢修抢运，服从革命战争的需要，进一步统一管理全国铁路的修建和运输。1949年12月底，大陆上原有主要铁路均由铁道部接管，并基本修复，联接成一个整体，通车营业的铁路已达21810公里。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进行抗美援朝战争。11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吕正操兼任军委运输司令员，铁道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美援朝的指示，从战时军事运输的需要出发，迅速组成两支队伍。一是由铁道兵团的大部分组成的志愿军铁道兵团和铁路工程部门组成的铁路工程总队，分赴朝鲜铁路各线，担负抢修任务；二是由铁路运输部门职工组成的志愿援朝大队，深入朝鲜铁路各站段，与朝方共同管理军事运输工作。同时，还从全路选调一批职工支援东北地区的铁路工作，以建设巩固的后方基地。吕正操在周恩来总理和代总参谋长聂荣臻领导下负责铁路抢修和运输工作。他曾多次去朝鲜，会见彭德怀和金日成，向他们汇报请示工作，并在战地现场指导抢修铁路和搞好物资运输。当时，美军把90％的空军力量，用来轰炸交通运输线，称为“绞杀战”。车站被炸成一片瓦砾，钢轨横飞，到处是弹坑。面对美机日夜狂轰滥炸，朝鲜军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的战士英勇顽强，冒险抢修，但由于缺乏经验，还是经常出现抢修和运输脱节的现象。有时刚刚修通的铁路，火车开上去，就脱轨了，只好又拉回来，影响了前方的物资供应。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曾发电告急说：“饥无食，寒无衣。”为此，周恩来在情况紧急时，经常在夜里12点前后，给吕正操去电话，或把吕正操找去询问铁路修复的情形[1]。抢修部队为达到快修速通的目的，创造了“先通后固”、“先易后难”、“确保重点”、“预有准备”[2] 等一系列特殊的抢修方法。 运输工作则以“快”为中心，争分夺秒，突击抢运，以取得更多的通车时间，和提高单位时间内的通过车数。除尽量在国内编组整列直达车外，还采用“片面运输”、续行行车和合并运转相结合的行车方法，发挥抢运的突击作用；利用小站代替大部分散作业，迂回线路绕行，“顶牛过江”[3] 等应急措施，使铁路始终处于随炸随修，连炸连修，此断彼通，彼断此通的状况，并在有限的通车时间内发挥了很高的运输效率，从而建成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 铁运输线”，按时完成了铁路前运后送的计划，保证了前方部队的物资供应。

在抗美援朝的同时，铁道部狠抓了国内的铁路运输工作和经营管理的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了已在东北铁路全线推行的机车乘务负责制。吕正操和滕代远指示哈尔滨机务段“毛泽东号”机车组，根据军委铁道部电令，在司机长、劳动模范李永带领下，驾驶机车到丰台机务段。用传帮带的方法，在丰台机务段普及了乘务负责制。接着，这个机车组又被派到郑州、济南等机务段帮助工作。用“毛泽东号”机车组作为典型引路，把机车包检、包修、包乘、包指导等的机车负责制，迅速在铁路全线推广开来。以后又在全国铁路机务会议上总结交流了机务部门实行负责制的经验。1952年5月，铁道部、铁道部政治部、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和青年团铁道工作委员会，总结历年来开展生产劳动竞赛的经验，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的决定》。在广大职工的热烈响应下，一个以满载、超轴、500公里为中心内容的群众运动，随即在全国铁路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经过三年的努力，到1952年12月，被战争破坏的铁路已基本修复，并部分开始了新线建设；铁路运输建立了集中统一指挥体系；各项管理工作，经过一系列改革已奠定了适应人民铁路性质的工作基础；铁路技术管理规程和各部门规章制度已初步建立；铁路运输生产步入正常，并逐年增长，为铁路进入有计划发展新阶段创造了条件。

1953年，抗美援朝结束，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吕正操由运输司令员改为兼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铁道兵政委。这一年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铁路的任务是相应发展铁路运输，最大限度地满足工农业生产、商品流通、国防建设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日益增长的运输需要。为此，铁路工作的方针是，必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对现有铁路进行技术改造，逐步扩大铁路运输网，学习苏联和中长铁路（中国长春铁路）经验，继续改善铁路的经营管理，以及相应地培养铁路建设人才，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1953年6月16日，铁道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会议总结、检查了三年来铁路工作的成绩、缺点和错误，确定今后三五年内以“切实贯彻学习与推广中长经验”为工作方针。为了加强对全国铁路学习“中长”经验的指导，8月，吕正操在全路宣传工作会议上就关于学习、“中长”的问题发表讲话。11月，滕代远在《人民铁道》报上发表《认真贯彻“学习苏联，推广中长经验”的方针》的长篇文章。随后即在全路范围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形成了一个学习中长路经验、改革企业管理的热潮。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和宣传，中长路经验的主要内容，逐渐深入人心，中长路经验在全路各单位得到系统的推广，铁路经营管理水平逐步提高[1]。

1954年9月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任命滕代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部长。11月1日，国务院任命吕正操、武竞天、石志仁、赵健民、陆平、刘建章为铁道部副部长。

为了改变旧中国铁路过分集中于东北及东部沿海地带，幅员辽阔的内地为数甚少的不正常格局，建国后铁道部集中进行了西北、西南铁路干线的修建。“一五”时期，新线建设迈出更大的步伐。滕代远、吕正操、武竞天等反复与有关人员研究，精心规划新线建设的部署，经政务院批准，确定“一五”计划新线建设的目标是：联结华北、西北、西南3大行政区间的交通动脉；增强沿海国防线路；增辟中苏国际联运通道；联络重要工矿地区及森林的铁道。此时，吕正操对新线勘测设计工作予以极大的关注，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铁路勘测设计员工发表广播词，要求“在复杂的地形中选出经济的合理的线路来”。从1953年至1956年11月底，全国新建铁路干线和支线共铺轨4104公里。

“一五”期间，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逐步展开，铁路运量急剧增长，而运量的绝大部分又都集中在既有的铁路线上。因此，对旧线进行改造的任务更显得重要与迫切。铁道部成立技术改造规划委员会，确定了增加列车重量与行车密度相结合的原则，逐步加强旧线改造的组织与领导，使旧线改造与新线建设基本上取得协调发展。1954年1月，政务院作出《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议》。滕代远曾先后六次到大桥工地检查指导工作，吕正操、石志仁曾先后三次召开“武汉大桥会议”，邀请中国和苏联专家讨论大桥建设的设计和技术问题。在以西林为首的苏联专家的具体帮助下，在世界建桥史上第一次采用管柱钻孔法代替传统的气压沉箱法修筑桥墩，攻克深水基础的难关，为整个大桥的顺利施工开辟了道路。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10月15日举行铁路公路通车典礼，实现了毛泽东“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 宏伟构想。

吕正操在做好国内铁路工作的同时，还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积极做好援助朝鲜和越南经济建设的工作。1953年11月23日，中国和朝鲜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朝鲜停战后援助朝鲜铁路恢复和发展议定书》。吕正操和金会一分别代表中朝两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字。1956年1月29日至3月25日，吕正操率领铁路代表团赴越南访问，讨论中国帮助越南整修河内睦南关铁路的问题，并考察了线路工地。中国援越线路整修队于2月到达越南，3月1日开工，10月10日路线整修竣工。

1957年4月1日，铁道部发布关于1957年在全国铁路系统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8月6日，铁道部召开全路电话会议，吕正操在会上就增产节约问题发表讲话，促使正在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下去。1958年1月28日，吕正操又在全路电话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在全路推行月间运输综合方案。3月4日，铁道部在上海召开全路领导干部会议，决定在全路推广“铁路运输综合作业方案”（简称运输方案），并决定在全路开展“五比[1] 机车日产百万吨公里运动”。

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中，铁路和全国各条战线一样，受“左”的指导思想支配，不顾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泛滥成灾，损失重大。面对突然剧增的运量，铁路部门也脱离实际地提出多修路、多造车、多拉快跑等各种过高的指标。不久，毛泽东在去天津的火车上，问吕正操：“你那个两万公里铁路修得了吗? 是不是把人家地方修的也算在你的账上?”吕正操回答说没问题。毛泽东沉思了一下，说：“我看能修成5000公里就不错了。”后来实际上也只修成5000多公里。1959年在北京，毛泽东又一次提醒吕正操和其他几个部的部长要冷静从事。他说：“你们提出要大办这个，大办那个。你们的愿望是好的。照我看，都要大办，结果都是小办。”他提出，要压缩空气[2]。但是，当时已经极度膨胀的空气很难压缩下来，铁道事业也只能在曲折中前进。

从1958年10月，滕代远因病到南方休养，吕正操代行铁道部部长职务。 11月7日，吕正操在题为《在以钢为纲的方针下开展一个全党全民办铁路的运动》的报告中，总结了中国铁路建设的根本道路，并就铁路的性质进行了 理论上的讲话。11月16日至28日，吕正操主持全国铁路领导干部会议，讨论了1960年铁路计划初步安排，确定了“以煤运为纲，大力支援农业，保证重点，全面安排”的运输工作方针，和“土洋并举，大中小结合，固本简末，强干弱支”的基建方针，把基建顺序由过去的主要修支线和修改旧线、其次是修建新的干线，改为一干线、二支线、三改造旧线。

1960年11月30日，铁道部颁布《铁路工作纲要十七条（初稿）》。首先提出在铁路工作中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启动了铁路系统的调整。1961年初，铁路部门开始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调整为中心，全面整顿铁路工作，纠正管理和生产中“左”的做法。

为了改变铁路某些地区出现治安秩序混乱、事故增多、线路和车辆遭到破坏、领导涣散的状况，周恩来向吕正操等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铁路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指示。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兼副总理邓小平直接抓铁路工作。1961年1月24日，邓小平指示：铁道部要成立政治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邓小平问吕正操多久搞起来。吕正操回答一个月左右。邓小平说不行，三天之内就要成立。1月25日，吕正操先后召开铁道部党组会议和全路电话会议，决定三天内成立政治部[1]。26日，吕正操写信给邓小平，简要报告铁道部党组关于在三天之内成立政治部和整顿铁路工作的多项决定，并请邓小平在全国铁路领导干部会议上讲话。1月27日至29日，铁道部召开全国铁路领导干部会议。会议期间，邓小平接见部分代表并讲话。他指出：会议的中心是整章建制，整顿运行秩序。现在铁路运输秩序不好，主要原因是把原有的规章制度破坏了，却没有建立新的规章制度，或者立错了；迷信要破除，但不能违反科学。2月7日，铁道部党组转发中共中央批转铁道部《关于在铁路系统建立政治工作部门和改进管理体制的报告》。中共中央指示：“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是高度集中的企业，带有半军事性质，必须把一切权力集中在铁道部。 在运输生产指挥、物资资金分配、设备调动、干部安排和职工调动等方面，完全由铁道部负责处理。”并决定成立中共铁道部委员会，在铁路系统重新建立起在“大跃进”中撤销的政治部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由铁道部和地方双重领导，以铁道部为主。各铁路局、工程局、设计院、直 属工厂对其他所属单位实行垂直领导。这个批示明确了铁路企业的性质，后来通常　被简称为“高、大、半”。3月7日，吕正操再次写报告给邓小平，简要汇报2月份铁路工作情况和3月份铁路工作安排。　报告说：“2月份运输情况开始好转。客车出发正点率达到98％，运行正点率达到90.1％ ；货车出发正点率达到88.7％，运行正点率达到84.2％，提前实现了‘双九双八’的目标。”机车包乘制、车辆验收制和经济核算制已基本重新建立，这些说明铁路问题的整顿已初见成效。

为总结1958年到1960年铁路工作经验，铁道部成立工作委会员，吕正操任主任委员。他和工作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们一道，认真地具体总结了1958年到1960年“大跃进”时期铁路工作的经验教训。1962年下半年，滕代远离职，吕正操代理铁道部部长职务。1963年2月5日，铁道部公布《关于1958年以来铁路工作基本总结和今后方针任务》，对铁路工作的那段历史作了书面总结。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铁道事业，纠正了“大跃进”的过“左”的做法，逐渐恢复了元气，又出现了稳定发展的局面。

1964年1月15日，吕正操向中共中央报告铁路政治工作情况，总结了自1961年2月邓小平指示以来，铁路的政治工作机关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和经验，并为全国铁路职工提出了一个奋斗目标：“要把铁路职工队伍培养成为一支具有高度觉悟的、严格纪律的、现代技术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式的第二军队，把铁路建设成为一个受人民群众拥护、促进工农发展的、保证国防需要的、高质量、高效率的人民铁路。”

当时，在全国学大庆、学解放军，特别是学雷锋树新风的形势鼓舞下，一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客货运输上做到了尊客爱货优质服务的好典型在铁路上出现。铁道部及时表彰了其中四个深受人民欢迎并为铁路职工称颂的突出典型，大力宣传了这些好典型的先进事迹的经验。1963年10月21日，铁道部在锦州铁路局彰武工务段召开学习孙家养路工区经验现场会议，授予这个工区“大郑线上好工区”奖旗。在授旗大会上，吕正操发表讲话，称赞“这个工区是个战斗集体，是一个英雄的集体，也是个红色宣传员的集体，也是红色管家人的集体”，指出孙家工区经验集中起来就是“发奋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1]。

1964年6月18日，铁道部在辽宁省新民县召开大会，授予锦州铁路局新民站“人民的好车站”奖旗。1964年7月15日，铁道部在北京举行大会，授予“毛泽东号”机车包车组“坚持不断革命，永当开路先锋”奖旗。

树立和宣传这些先进典型，促进了全路比、学、赶、帮、超活动的蓬勃开展，促进了铁路全线优良路风的逐渐形成，促进了铁路生产的稳步发展。

1964年，铁道部在巩固发展铁路调整成果的基础上，组织了“三线一机”（成昆线、川黔线、贵昆线，内燃机车）大会战。成立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兼任总指挥，吕正操任副总指挥，负责组织和指挥这次有30多万人参加的大战役。

修路队伍进入工地后，首先遇到的是自然条件的困难。西南地区，地质复杂，气候多变。云贵高原、乌蒙山区、大小凉山地形很脸恶。高山大河，峡谷急流，“鸟道难通，猴子无路”，“上有一线青天，下无立锥之地”。成昆线需要修建305公里隧道，100多公里的桥梁，除去两头和中间一点平地，基本上是桥隧相连，地质情况更为复杂。地质学家说，在喜马拉雅山运动范围内，山地崩塌以后又出现地震，溶洞暗河多得很。20世纪初，英国人想从上海修一条经过重庆、云南到缅甸的铁路，看了看，放弃了计划，说根本修不了。苏联专家看了后也说修不通。成昆铁路的困难在中国铁路建筑上是无前例的。除了自然条件的困难之外，还有修路队伍本身的问题。队伍来自全国各地，思想、作风、技术等都不一样，有些干部、技术人员、战士、工人对修这三条路的困难思想准备不够，情绪不稳定。

面对这种情况，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一成立，首先狠抓思想工作，其次抓设计，再次抓部署。吕正操结合西南的情况，提出了修建西南铁路的方针，就是：一个思想，毛泽东的伟大战略思想；三大任务，建路（高速度、高标准、高质量、低造价地修成三条铁路），建章（建立一套我们自己修建铁路的规章制度），建军（建设一支思想、作风、技术过硬的队伍）；一个作风，即三八作风；八个字的要求，即从难、从严、落实、过硬。用这样的方针来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长期以来，铁路建设在勘测设计中常常机械地搬用外国的规章制度，忽 视结合中国铁路建设的实际，不注意总结自身的实践经验。西南铁路建设迅速上马以后，对设计文件要求十分急切。如果不能尽快改变设计工作中的陈规陋习，要适应当时那种施工“兵临城下”的形势需要，要铁路建设全面铺开是根本不可能的。吕正操以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为指针，要求设计人员下楼出院搞设计改革。他多次深入沿线工地现场，同设计施工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逐步积累了二三十条比较重要而带有普遍意义的意见，从而形成了《铁路勘测设计工作条例（草案）》（简称《设计三十条》）。毛泽东详细审阅了西南铁路开展设计革命的报告，后经中共中央批准。在中央批示的推动下，广大设计人员纷纷下楼出院，深入山川野外，实行现场设计，参加勘测、施工劳动，有力地促进了设计工作的进展。西南铁路的设计，从数量和质量上保证了30万人的队伍在三条线路上施工的需要。总指挥部研究确定：大会战以成昆线为中心，“速取川贵（即川黔）、贵昆来保成昆；攻成昆的重点工程来促川贵、贵昆快快上去。力争打一条，通一条，交一条，一鼓作气，一气呵成”[1]。为了具体指导三线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吕正操于1964年9月至10月察看了川黔、成昆两线，又于1965年9月4日至7日察看了成昆线，现场勘测线路，听取有关单位汇报，与工程设计人员座谈，询问战士、工人的生活、学习、工作等情况，及时解决建设中的问题。

1963年8月，国家大功率牵引动力内燃电气化领导小组成立，吕正操任组长，机械、化工、冶金、石油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人为成员，其任务是改革火车牵引动力。领导小组组织了试制内燃机车大会战。参加试制的科研人员、工人、干部，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科学难题，攻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到1964年底，共制成4种类型9台机车，性能基本良好，比原来设想提前一年进入批量生产。1965年每月内燃机车生产能力，由年初的2台提高到年底7台；全年生产48台，超过会战要求将近一倍。

1963年5月20日，吕正操参加在波兰华沙举行的铁路合作组织第八届铁道部部长会议，会议审议了运输委员会1962年工作报告，制定了1963年工作计划。1964年1月22日，率铁路代表团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参加中朝[1]吕正操：《一年多来西南铁路建设的情况》（1966年3月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原件存铁道部档案馆。 国境铁路协定签定十周年庆祝活动，并于同月24日在平壤举行的庆祝大会上讲话，29日在西平壤机务段欢迎大会上讲话。1964年6月22日，参加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铁路合作组织第九届铁道部部长会议。1965年3月23日，参加在越南河内举行的铁路合作组织第十届铁道部部长会议。吕正操共参加四次铁路合作组织铁道部部长会议，每次都是严格遵照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指示的精神行事，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政策提出意见或发表讲话，正确处理了中国与苏联等国在铁路合作方面的关系。

1965年1月4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免去滕代远铁道部部长职务，任命吕正操为铁道部部长。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吕正操任中共铁道部委员会书记。

1963年10月28日，吕正操来孙家养路工区检查工作，不时用脚踏铁垫板，看看捣固得实不实；每走上几米就用道尺量一下轨距，看看是否符合要求。他“脚踏实地”地看完线路之后，又参观了家属住宅区，到老工人景荫章家串门，亲切地询问景大娘的生活[1]。1965年12月20日，吕正操察看川黔太白工地，拉着工人的手，从工作到学习，从生活到施工，从婚姻到家庭，问得详细，谈得亲热，工地一片欢笑[2]。

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周恩来昼夜操劳亲自坐镇指挥与多方保护下，吕正操勉强支撑应付着剧增的计划外运输的艰难局面。他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在1966年9月21日举行的全路电话会议上，重申分期分批开展运动的规定，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两个班子，一个班子重点抓运动，一个班子重点抓运输生产建设；强调铁路职工要坚守生产岗位，不能停止生产搞运动；宣布大多数党组织和铁路子部是好的，不能把所有的党组织和干部都打倒。同年10月，林彪、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一伙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 这股恶浪席卷了工厂、农村，工农业生产受到巨大冲击，铁路运输陷于混乱，工农业生产面临严重危机。同年11月中旬至12月初，在中央工业交通座谈会上，中央和大部分盛市、自治区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团结一致，公开抵制 “文革”对工交战线的冲击。吕正操、刘澜波、吕东等人在最严峻的考验时刻慷慨陈词，敢于说真话，报实情，试图扭转已经相当混乱的形势，防止工农业生产建设遭到更大破坏。

林彪在“文革”开始前于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诬蔑吕正操1945年到东北就与彭真、林枫等搞“桃园三结义”，结成“反林彪小集团”。“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就告诉周恩来“要保吕正操”。周恩来特地去大连，向林彪传达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林彪表面答应，背后却又伙同江青、陈伯达及其顾问暗中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吕正操围攻揪斗。在1967年1月10日夜，江青、陈伯达以“杀手锏”、“中断铁路运输”、“反林彪的反革命小集团”等莫须有的“罪名”公开点吕正操的名，煽动群众进行批斗。1月31日，又召开万人大会，把吕正操揪到工人体育馆。周恩来知道后立刻赶到会场，很气愤地对主持批斗会的坏头头说：“你们不应该随便揪我的部长，吕正操即使工作中有错误，也应该让他工作，戴罪立功。”随后周恩来把吕正操交给在会场上值勤的铁道兵战士，让他们护送其回家，并一再叮嘱，“要保证吕正操的安全和工作、生活条件，不准进家揪人。”但在江青及其顾问的煽动唆使下，个别打砸抢分子和受蒙蔽的群众还是不断来揪斗、抄家。6月间，铁道部军管后，吕正操即被看押在部机关办公室，除遭部内外批斗外，白天打扫楼内厕所，每晚还要到调度室参加行车调度，继续工作[1]。1967年7月12日，林彪、江青等人践踏党纪国法，给吕正操安上“东北叛徒集团主犯”的罪名，将吕正操以监护审查名义，非法拘留，关押达7年之久。在监护期间，他们对吕正操进行了法西斯式的迫害摧残，致使吕正操身心健康受到很大损害，同时还株连了一大批干部，有的致残、致死，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2]。

吕正操身陷囹圄，仍专心读书，直到1974年盛夏，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加之多层次多渠道营救，以及吕正操本人多次上书毛泽东，终于在毛泽东亲自批示限期“八一见报”的强令催办下，吕正操终于恢复了自由。1974年7月31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接见吕正操等人。吕正操没有说多少话，只表示感谢党把他的问题搞清楚了，并说自己“还受到锻炼，读了不少书”。当时在场的张春桥对吕正操阴阳怪气地说：“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还是有错误的嘛。”吕正操立即顶了回去：“做工作哪能没有错的? 过去工作有错，今后再让我工作，也还会有错的。”当晚7点钟，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又接见吕正操等人。周恩来紧紧握着吕正操的手，语重心长地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不要在意喽！”吕正操看见周恩来面容消瘦，眼里含着泪花，心里很难过，含着泪问他的身体健康情况。周恩来安慰地回答他：“动了个小手术，现在已经好了。”[1]

七

1975年1月，重新露面的吕正操，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同月，海城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知道吕正操是海城人，立刻通知有关单位，指定吕正操担任中央慰问团副团长，以慰家乡父老系念之情。

从海城回来之后，吕正操接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去中央党校读书班学习。同期有胡耀邦、程子华、周林等。名为学习，实则作为批判对象，当“靶子”。

1975年8月间，中共中央任命吕正操为铁道兵政委。吕正操考虑到铁道兵的情况复杂，历史遗留问题难解决，摊子不好收拾，便去找邓小平，表示不想去，说：“我岁数大了，干不了。”邓小平说：“这是总理定的，还是要去的，……在群众中扎根。”吕正操不好再推辞，勉强就任[2]。在任铁道兵政委期间，吕正操尽心尽力地工作，他提出要“把铁道兵建成一支具有足够技术力量的工程部队”，“它一方面要执行部队的一套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在组织编制、干部配备等许多问题上应该从铁道兵的特点出发，不能和其他战斗部队一样看待，不能搞‘一刀切’”[3]。他狠抓了铁道兵的政治思想工作，指出：“要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地从旧情况、旧思想、旧习惯中解放出来，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思想和实际相符合，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4] 为此，他要求“政工干部，要多才多艺，知识面广，既要有本职的专门知识，又要有本行业的知识，拿我们铁道兵政工干部来说， 要有铁路建设的知识”[1]。

关于铁道兵的编制问题，吕正操根据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多次指示的精神，从更好地发挥铁道兵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出发，曾反复地深入地加以思考，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自己的主张。起初，吕正操主张把铁道部的工程局都改为铁道兵( 即“工改兵”)，因为铁道兵具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性，便于统一指挥；而铁道兵吸收铁道部的基建队伍，可以加强自身的技术力量。后来，邓小平提出要裁减部队，吕正操就主张首先裁减铁道兵，因为铁道兵说是军队不是军队，说是工程局不是工程局[2]。他在中央军委常委会议讨论精简整编方案时提出：“在当前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和部队精简整编工作时，除仍保留铁道兵属军委序列外，建议恢复铁道部对铁道兵在业务、技术上的统一领导。即使不是这样说，也应该实行合同制，建立承包关系，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样可以按全国路网规划来统筹安排铁道兵的工作，使目前计划、设计、施工相互脱节的状况有所改善。”[3] 对他的主张，一开始有些人并不理解。但是，后来铁道兵的工程部队事实上都改成工程局( 即“兵改工”)。

1977年2月，吕正操参加了全国铁路工作会议。1978年11月6日，吕正操应邀在中国铁路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几个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1980年7月10日、11日，吕正操又在铁道部机关及直属单位局级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总结了铁路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分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并对以后工作提出了几点宝贵的意见：恢复和加强铁路的集中统一领导，尽快制订近期、远期的路网规划，从铁路的先行地位出发，妥善安排投资；制定适合我国情况的技术政策；加速人才的培养和训练。

为了更好地指导铁路工作，吕正操还常到国内外考察。他曾以中国铁路代表团顾问的身份，于1978年出访罗马尼亚、瑞典，1980年出访加拿大、美国。1983年9月至10月，吕正操还跋山涉水，实地考察广石铁道（广石至下关段）沿线，了解其经济价值以及设计工作进展情况。

这次考察历时一个月，行程几千里，风雨无阻。回京以后，他向中共中 央和铁道部门陈述己见，提出铁路建设要本着“固本简末”的原则，力戒浪费，降低造价；抓好路网布局、总体规划；重视工程质量、落实好知识分子政策，等等[1]。

1983年起吕正操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3年1月，中共河北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冀中党史、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征集座谈会，吕正操应邀在会上回忆了当年冀中区的抗日斗争史。会后，根据会议纪要，刘沙、冉淮舟又不辞辛劳，查阅和整理材料，于1984年5月集体写成《冀中回忆录》一书。三年之后，吕正操又以此书为基础，仍在刘、冉二人帮助下扩展而成《吕正操回忆录》。

吕正操还撰写过回忆毛泽东、周恩来、贺龙、聂荣臻、林枫、刘澜波、程子华、阎宝航、罗瑞卿、白求恩等人的纪念文章。他还与罗瑞卿、王炳南合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一书。

在吕正操绵绵不尽的思念中，有一个人的身影老是萦绕在他的心头，这就是远在台湾的张学良将军。

“西安事变”后，已被蒋介石软禁起来的张学良，还让其四弟张学思转告吕正操：“必之这条路走对了。”

1984年6月，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从香港来北京洽谈商务，其间特地看望了吕正操，给他介绍张学良在台湾生活情况，并说：“我大爷知道我经常来大陆经商，一次聊天时跟我讲，在大陆有两个部属他十分想念，一个是吕正操，一个是万毅，让我找机会代他去看望看望。”张闾蘅离京回港前夕，吕正操托她带给张学良一副健身球和几听上好的新茶，以示慰问。自此之后，吕正操和张学良之间书信、口信、诗作唱和往来不断。1987年初，张闾蘅再次来京，带来张学良赠吕正操诗一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无言。”这是张学良摘取陶渊明《饮酒》“结庐在人境”篇的第三联和第五联（该联下句原诗为“欲辨已忘言”），集成一诗，抒写他晚年久居林下、不慕荣利、甘于淡泊、寄情山水的闲适恬淡生活的心境。吕正操也用同样的集句方式，从陶渊明的《读山海经》“精卫衔微木”篇中摘出第二联和第四联，集成一首回赠给他：“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徒设在昔心，良辰知可待。”其中的末句，将原诗“良辰讵可待”的“讵”改成“知”，反其义而用之，希望张学良振奋精神，焕发青春，相信张学良曾经为之奋斗的 理想一定能够实现。后来吕正操并书录其旧作《浙东纪行》赠张学良，诗中有“思君常恨玉山远，雪窦双楠盼汉公”[1] 之句，表示期待张学良早日归来，旧地重游。在致张学良信中吕正操也多次欢迎他“走出台湾小天地”，“回家乡看看”。

后来，多年过着软禁幽居生活的张学良在台湾的处境有所改变。1990年6月和8月，张学良在缄默50余年后，第一次公开发表谈话，接受日本NHK记者采访，向世人澄清了“西安事变”的一些内幕。1991年3月10日，张学良偕夫人赵一荻悄然飞赴美国探亲。这为吕正操赴美重会张学良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机会。

1991年4月30日，杨尚昆向吕正操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委托吕正操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赴美看望张学良。5月23日，吕正操一行带着中共中央和祖国人民的心愿，飞向大洋彼岸，先到旧金山，26日飞抵纽约。29日上午，吕正操到张学良在纽约的住地去会见他。吕正操刚走出电梯，便见张学良一身西服，穿戴齐整，已站在公寓门口等候。用不着介绍，他一眼认出了吕正操，伸出双手欢迎吕正操。吕正操快步走向前去，紧紧握着张学良的手。 半个多世纪未曾谋面了，两人的心情都很激动，四目相对，沉思片刻后，互致问候，即进屋落座。吕正操送上从北京带来的生日贺礼：一整套张学良爱听的《中国京剧大全》录音带和大陆著名京剧演员耿其昌、李维康夫妇新录制的京剧带；当年新采制的碧螺春茶叶；一帧国内画家袁熙坤为张学良赶画的肖像和一幅由著名书法家启功手书的贺幛。贺幛书录的是张学良的一首诗：“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张学良视力已不如前，他掏出一个类似半个水晶球大小的放大镜，认真仔细地鉴赏启功的墨宝。谈话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张学良幽默地说：“我可迷信啦，信上帝。”吕正操随口接上：“我也迷信，信人民。”张学良笑着说：“你叫地老鼠[2]。”吕正操说：“地道战也是人民创造的嘛，我个人能干什么，还不都是人民的功劳。蒋介石、宋美龄都信上帝，800万军队被我们打垮了，最后跑到台湾。”张学良随即插话：“得民者昌啊!”吕正操紧接着说：“那还是靠人民群众!”饭间，张学良愧叹道：“我最遗憾的是没能直接参加抗日， 你带的部队坚持打日本，对我也是个慰藉。”

30日下午，吕正操和张学良第二次见面。吕正操首先向张学良郑重递交上邓颖超的信，并转达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他的问候。在信中，邓颖超受邓小平的委托，诚恳欢迎张学良在方便的时候回家乡看一看。这次，张学良没有使用放大镜，面部几乎贴到信纸上，一字一句地认真地看着邓颖超的这封信。看到末尾邓颖超的签名时，他说：“周恩来我熟悉，这个人很好，请替我问候邓女士。”沉思了片刻，又说：“我这个人清清楚楚地很想回去，但现在时候不到。”他表示要写回信[1]。在和吕正操谈话中，张学良还引用“鹤有还巢梦，云无出岫心”两句诗来表达他既想回家看看，又不愿过分张扬的愿望。这次见面谈了三个多小时，主要是吕正操介绍大陆方面的情况。

5月31日和6月1日两个晚上，旅美华侨先后两次为张学良举行祝寿宴会，张学良托人转告吕正操，希望再见面详谈一次。吕正操遂请张学良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李道豫大使的别墅做客。吕正操一行在纽约期间，就住在那里。6月4日下午，张学良来到李道豫的别墅。这次谈话，两人涉及的范围更广，从过去、现在到将来，从政治、经济到人物，再到海峡两岸将近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交谈中，张学良尤为关心祖国统一的问题。他说：“我看，大陆和台湾将来统一是必然的，两岸不能这样长期下去。台湾和大陆总有一天会统一，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吕正操给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实行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张学良表示，愿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尽点力量。他说：“我过去就是做这件事的，我愿保存我这个身份，到那一天会用上的。我虽然九十多岁了，但是天假之年，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愿意尽力。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愿意为中国出力。”

吕正操的美国之行，圆满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他的任务[2]。

1996年12月12日，首都各界人士集会纪念西安事变六十周年。江泽民出席纪念大会并作重要讲话。吕正操在发言中回顾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行动和为国家、民族利益不惜牺牲一切的奉献精神，希望海内外中华儿女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团结起来，积极 发展两岸关系，为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吕正操离职休息后，仍保持与各界社会人士广泛联系，保持着孜孜不倦勤奋好学的习惯，对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科技等书刊读物广纳博览，尤以轶事趣闻记忆清晰不忘。吕正操早在青年时代就养成对网球运动的爱好。 数十年来他总是挤时间坚持网球运动。他一直担任全国网球协会主席，并获国际网联最高荣誉奖。

吕正操还经常接受报刊和电视台记者采访，重温往事，唤起人民回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总是以自己参加的熔铸着血与火、眼泪与欢笑的抗日战争的史实，反复地教育人们，鼓舞大家的斗志。 他指出：无论就中国或就世界而言，人民群众既能战胜了法西斯，在人民和平的力量日益增长的今天，就有可能约束世界战争的爆发，觉醒了的人民是永远不可战胜的[1]。199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吕正操，作为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位老战士、老将军，他参加了首都各界人民的纪念活动。他在一次会上对老同志说，“我们经历了抗日战争的炮火”，“都是战火中幸存者”，“要牢记过去，珍惜现在，创造未来”。 他尤其希望老同志们“向下一代讲清楚”“中华民族这段屈辱的历史”，“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2]。他还特别高兴地参加了为冉淮舟、刘绳二人所著《中国少年抗战记》一书出版发行而举行的座谈会，并满怀激情地发表了即席讲话。他由冀中的少年儿童积极参加抗战，谈到广大的青壮年妇女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了生存和保家卫国，自觉自愿地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跟日本侵略者斗争的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他呼吁“作家、记者、出版社、电台、电视台工作的负责同志，也就是传媒界的同志”，把握好传媒体的导向作用，长期坚持宣传爱国主义，对青少年甚至有些壮年补好爱国主义教育这一课[3]。吕正操在结束这番讲话时激动地起立，双手合十，大声地说：“我在这里拜托了，拜托! 拜托!”他对传媒界的恳求，对青少年一代的殷切希望，赢得了会场上热烈的掌声。人们都被这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无限热忱和高度责任感深深打动，钦佩不已。

吕正操曾在《川滇之行》一诗中写道：“最喜夕阳无限好，人生难得老来忙。”这可看作是他晚年生活的格言，也是他革命情操的写照。

吕正操的主要著述有：《论平原游击战争》、《冀中回忆录》、《吕正操回忆录》、《论中国铁路建设》等。

2009年10月13日下午14时45分，吕正操在北京因年老体衰，无疾而终，享年10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