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芹走了，我好怀念。60多年的老朋友，怎能不怀念呢。再说我们俩的爱好、从事的工作、遭遇相似，与慧芹在一起的点滴，萦绕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

我俩在北京铁路局《京铁工人报》一起当过编辑，编副刊《文化列车》我是跟他学的。他应该是我的老师，虽然他小我一岁。

如今生活安定，人的寿命普遍很长，七老八十“找马克思报到”，应属“老喜”，不必悲伤。顺天而动，自然规律。古贤有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一颗平常心，对得起家国百姓，干一辈子好事，没干坏事，也就算可以“善哉”了。

关于王慧芹同志的身世经过，我只知道个大概。因为我们的交情是属于君子之交，不会“腻乎”，淡如水，就如街坊邻居见面不少，点头招呼，三言两语而已。

我是1957年从天津市委调到《京铁工人报》工作的。我到《京铁工人报》时，王慧芹早到报社了。他当时做驻地，负责“毛泽东号”机车组的报道，写过许多稿件。后来，王慧芹回到报社后，专门负责文艺副刊《文化列车》的编辑工作。《文化列车》是当时很红的版面，王珍编过、王慧芹编过，后期李连生编过、傅鸿浩也编过。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文化列车》的版面、形式和内容都有模有样，风格类似《人民铁道》报《汽笛》副刊。编辑们也从《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光明日报》的《东风》副刊等汲取经验，办得很有特色。

王慧芹同志为什么主抓机务部门的报道，特别是“毛泽东号”的报道？因为他是石家庄机务段来的。石家庄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党解放的关内第一座较大城市，慧芹是从河北平山来到石家庄学开火车的。他在平山老家时，当过教员，有文化底子，书法也写得好，还懂文学方面的知识，组织上让他主编《文化列车》副刊是顺理成章的。

正因为有文化底子，又有当过机车乘务员的经历，他在上世纪50年代写了一篇小说《骏马飞驰》，一时好评如潮。有人评论说：“由于有生活，许多细节，写得真实可信。”不久后，王慧芹以此为契机，编成一本小说集，名字仍叫《骏马飞驰》。当时，中国作家协会对工人业余文学创作很重视，《工作着是美丽的》作者草明帮助过他。不久后，王慧芹成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这在全路是凤毛麟角的。同时，王慧芹被选送到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中外文学经典。学成后，他回到《京铁工人报》继续工作，不久调到《人民铁道》报编《汽笛》文艺副刊，再不久调西南铁路三线指挥部报社。

王慧芹同志当过蒸汽机车乘务员，开过火车去前线，可是看不出他身上有那种“铁老大”的粗犷劲头；他当过教员、编辑，写过文学作品，因此他身上有一种文绉绉的气质。他总是文静的、礼貌的，少言寡语、平心静气。他工作时的桌上、抽屉里的物品总是码放整齐。稿件该发的、应退的、需要复信、商量的各有其所，规规矩矩，没见过乱抓、乱堆、乱放的。

王慧芹同志在日常生活中谦和有礼、为人低调，即使在文革时期遭到“揪回”与“批判”，也没见他面红耳赤、面带怒色。他不但脾气好，而且还是热心肠。我们俩在一起工作时，我在学习《契诃夫小说集》《马雅可夫斯基诗逊《唐诗全集》等，每有问题请教他，他都是有问必答，却点到而止。王慧芹看到我学古诗之余的练笔习作中，有点可取之处，他就会与我商量在《文化列车》上发一首。至今我还记得他把我写的《塞北春》发在报纸上，鼓励我继续进步。他知道我有点儿生活经历，就专门帮助我理顺思路，构思作品。那年春节，他家属回乡过年，叫我去他家吃饭，商量写东西的事儿。虽然我没有能力写出大部头的作品，但一直笔耕不辏我曾写过《广厦梦》等文学作品，被路内刊物发表后，又与我的其他作品集结成册，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2015年，在朋友们的鼓励帮助下，我的《石玉璞诗文画自选集》由现代出版社出版，并被国家图书馆收藏。我写作的成绩不大，其中有慧芹帮助过我的功劳。

在生活上他也是关心他人的。我们一起工作时，有一次我出差在外，儿子得了急病，我爱人请假带孩子去医院时没人帮忙，她到报社寻求帮助，是在慧芹的帮助下救急送医的。几十年后，我爱人对此事仍念念不忘。

慧芹同志的一生在路内外都是被肯定的。文革后，他回到原铁道部当了几十年的文艺处长。对于慧芹同志文学写作的成就，中国作家协会的老前辈们也是肯定的。《南方周末》的文化专版曾整版发表过中国作家协会负责同志撰写的文章，总结工人业余文学创作的经验，在列举的一串名人的行列里，居首的就是王慧芹同志。这张报纸我曾寄给他留念，他是应该慰藉的。

王慧芹同志2016年12月9日晨在京因病逝世，享年八十有四。

好人总是有人怀念的，何况我的老朋友王慧芹。安息吧！按年轻人的话说：“慧芹！一路走好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