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峰

胶济铁路上有一个二等站，叫明水站，建成于1904年，距济南站49公里，距青岛站344公里，隶属于济南铁路局管辖。

2007年，胶济铁路进行客运专线改造，位于章丘市中心的明水站被拆除，另在章丘市西郊新建火车站，并改名为章丘站。之所以改叫章丘站，是因为章丘市政府在明水，但明水现在只是章丘市的一个街道。章丘以前是个县城，在绣惠镇，1958年8月，县城迁至明水镇。1992年8月，章丘县改为县级市，隶属于济南市。

章丘站启用后，一开始只有货车停靠，一些客车只是技术性停靠，车站并没有开通客运业务。2008年，胶济客运专线建成后实现了客货分离，章丘站正式恢复了客运功能。章丘站总共有2个站台、5条到发线。

章丘历来为山东大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我国古代文化发源地之一，也是古代济南地区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章丘之名来自于“章女之墓丘也”。据明清县志《三齐记》记载，西汉太守章亥有三女，溺死后葬于城北山，从此这里叫章丘，城北山改名为女郎山。

章丘百姓务工经商历史悠久，世称“铁匠之乡”。章丘自古有“三多”：打铁师傅多、出门商人多、中药店铺多。这里铁匠众多，过去有歌谣为证：“庄庄净是叮当响，锤点压过寺庙钟；家家不用打鸣鸡，锤声连连报五更。”

章丘铁匠缘何多？因为铁匠一不需高深的学问，二不用高超的技术，三是红炉占用人手极少。旧时，铁匠铺子多为“老少炉”（丈夫掌钳，妻子拉火，儿子抡锤）、同辈炉、亲友炉。20世纪50年代初统计，章丘境内人口为73万，约有38万人以打铁养家糊口。有一首童谣唱道：“毛嫩小子学打铁，挣了零钱腰里掖；回家塞给二爹娘，赶集籴粮不挨饿。”

打铁这一行，虽说是苦力营生，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谁也离不开铁器，到处都有生意可做。全部行头只有一辆二把手小车，上载一个风箱、一个砧子，外加三把钳子、两把锤，还有行李铺盖、锅碗瓢盆……就可以组成一个流动的“小工厂”。每进一村，选一街头或要路，就地盘炉，锤子一响就能开工。铁匠做饭不用专门炉灶，加夜工不用照明，有道是“南京到北京，打铁不点灯”。

章丘不仅铁匠多，而且出了许多技艺精湛的能工巧匠。清光绪年间的李朝贞（埠村镇徘徊村人）打制的镰刀（人称徘徊镰）深受农民喜爱，通过胶济铁路运输，行销于河北、内蒙古和东北各地，一时为全国“镰刀之最”。同代人袁斗宝（相公镇袁庄村人）打造的创地板镢，因好使耐用而远近闻名，也是通过火车运往省内外，畅销不衰。为了谋生，还有一些铁匠四处云游、八方流浪，到外地“打跑铁”，他们从章丘站坐火车，奔胶东、上河北、下鲁西、闯关东，约占铁匠人数的3/5。

流落异乡的章丘铁匠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创制出全省乃至全国闻名的名牌产品。如号称北方“刃具之最”、历经200年不衰的青州刘家“大三剪刀”，其创始人刘恒清原籍即章丘。

1938年以后，章丘铁匠大部分搭伙为伍，投入军工生产，为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生产兵器。桑园刘家章师傅手艺绝妙、威望高，他组织了30多盘红炉，为章丘武工队制造“五七”快枪、掷弹筒，仅1个月的工夫便生产出160支“捷克式”快枪、45支“马步枪”等；袁庄师傅袁绍德资历老、人缘好，他一人便召集了160余名铁匠师傅，利用土方妙法，凭借手工人力，生产出“挂牌撸子”（短枪）、转盘机枪；东沟头村的解统斌师傅秘密建立了地下造枪厂，在一无图纸参照、二缺机械设备的简陋车间里，神奇地生产出小型迫击炮、“三八式”大盖枪……像这样隐藏身份的军工铁匠，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及时的援助和坚定的保障。

1949年以前，一踏入章丘，几乎是村村锤头响，仿佛进入了一个别有天地的铁匠世界。新中国成立后，铁匠以村为单位组建铁业合作社，全县共有780余个，成为恢复和壮大农业生产强有力的“后勤保障”。后来，伴随着社会前进的步伐，章丘铁匠大军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组织体制由“社”变“厂”，生产方式由纯体力劳动变成了机械加工，铁匠师傅的称谓也由“打铁匠”改为“亦工亦农”职工。

章丘铁匠和章丘站、胶济铁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谋生、创大业，他们坐火车四方奔走，有的远涉重洋徙履异域。他们打制的铁器通过铁路畅销全国，他们的名声也随着蜿蜒的铁道线传播，享誉国内外。

本文图片由张汝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