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 唐 茹 本报 柴中琪

根据莫伸长篇报告文学《一号文件》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黄土高天》近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套播出。莫伸是一位从铁路行业走出来的集写作、编剧、导演于一身的多面作家，40年来创作了1000多万字。他当过知青、铁路装卸工人，也做过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目前已出版个人专著20部，其中10部长中篇小说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广播剧等。他的影视剧本先后获“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奖，中宣部第八、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影华表奖等。

：《黄土高天》播出后，长篇报告文学《一号文件》一书难求，这本书从2012年出版至今，印刷了6次，不仅没有被遗忘，反而火起来了，正接受时间和更多读者的检验。经过几年的沉淀，您对自己这部热卖作品有哪些冷思考？

莫伸：这本书实际上是我多年来对农村和农民关注思考的结果。1968年，我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到当时的宝鸡县天王公社十二盘生产大队，1972年离开插队的地方，至今已有46年。这中间除特殊情况有一两年没回去，我几乎年年都回去，有时候一年回去两次甚至三次，回去了就住在农民家。记得插队时，我们知青住的房子是村口第一家，前边是个打麦常11名下乡知青，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走的那天，村里不少人事先得知消息，都在打麦场等着送我。老房东家的孩子刘文忠当时只有一两岁，他娘抱着他，眼泪汪汪地说：“你走了，啥时还能回来呀？”当时我的眼泪唰地就出来了。那时大家经济上都不富裕，根本没有什么能力帮助谁。但是我心里就模模糊糊地有一种想法，觉得这里给了我许多温暖，我不应当忘记这里。

因为常来常往，十二盘村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40多年来，我目睹着改革开放后农村的发展和变化。以刘文忠家为例，他现在近50岁，就凭着两口子踏实本分的劳动，供出来了两个大学生，去年还买了一辆小汽车，房子先是从土坯房盖成了砖房，又从砖房盖成了二层楼。我亲眼看着他们家、看着十二盘村农民的生活在不断进步，这让我感到欣慰和激动。也正是因为持续40多年对农村生活的关注，当太白文艺出版社副总编党晓绒（她也是《一号文件》的编辑）问我有没有兴趣写一本农村的书时，我当时就答应了。多年来，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很多都与农业相关，它们以神奇的速度和力量改变了此前中国人吃不饱饭的状况，决定了亿万农民的命运。这中间包产到户是历史转折时期农民的实践，也是农民的创造，党和政府肯定了这个实践和创造，意义太大了。

长期的农村观察和农村调查使我深深地认识到，在中国农村怎样发展的问题上，不能理想主义，不能违背社会规律，尤其是不能不切实际地、人为地构思和设计“乌托邦”。现实生活太复杂了，面对这样一种复杂，一定要遵循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向前走，这太重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就再也没有饿肚子，粮食产量年年都稳定地处在安全线上。201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继续保持在6亿吨以上，这太了不起了。这个了不起是从哪里来的？是政策带来的。我在农村采访时，一位老人深有感触地对我说：“政策是万善之首。”短短一句话，包含的内容太丰富、太深刻了。

回顾改革开放40年走过的路并不平坦，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因此每一步前行都是在探索。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通过40年的努力，使几亿农民脱贫，从这个意义讲，写这样一段历史，非常值得。也因此，我始终认为《一号文件》这本书，是截至目前我所有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

：有不少铁路职工发现，根据《一号文件》改编的《黄土高天》，镜头中有不少铁路元素，像绿皮火车、陇海线上的车站等。您是一名从铁路走出来的作家，40年里，您有哪些作品是反映铁路行业发展变化的？

莫伸：铁路题材的作品我确实写了不少，至少超过100万字吧。对铁路，我有一份割舍不断的感情。我的父母曾在铁二局（中国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后来修建宝成铁路来到陕西。我是在宝鸡市上马营铁路地区长大的。插队当知青后，又招工到了铁路。那是1972年，我招工到宝鸡站，后来又转到宝鸡东站当装卸工。我业余时间总想着做点什么。当时学习其他都需要专门的老师教，只有文学比较特殊，一本好小说，本身就是好老师。书本是你的好老师，生活是你的好老师，剩下的事就看你自己用心不用心、刻苦不刻苦，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认真读书和写作。

1978年，我发表了短篇小说《窗口》，这是讲铁路售票员与旅客之间的故事。这篇小说获得了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第三次全国作代会上，被当时的中国作协主席茅盾点名表扬。《窗口》还被改编成广播剧，拍成电视剧。可惜当初我家没有电视，单位里倒有一台电视机，但是信号模糊，而且看到一半，影像就彻底消失了。所以严格地说，这部剧我自己都没有看过。

1992年我写了反映大秦铁路建设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第一路》；1996年又写了长篇报告文学《大京九纪实》，仅这两部报告文学就有近百万字。尤其是《大京九纪实》，当我面对着厚厚一摞打印出来的成稿时，心里非常激动。从19世纪到整个20世纪，铁路都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表现，而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铁路发展和世界先进水平存在差距。像京九铁路这样规模的修建却是此前没有的，也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是一座丰碑。作为写作者，我有幸在它上面镌刻“碑文”，非常幸运。

除了报告文学，我还写过不少反映铁路工作生活的小说。比如中篇小说《蜀道吟》，发表后被改编为电影剧本《列车从这里经过》；短篇小说《雪花飘飘》是我在原安康铁路分局勉西工务段体验生活时写下的，包括《发生在山区小站》《哦，渭河》等等。前些年我曾经说过，我写的作品中最重要的两大块内容，一块是农村生活，另一块就是铁路生活。这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关。

我是从铁路上走出来的，尽管后来离开了铁路，但我仍然一直关注着铁路。铁路这些年变化特别快，尤其是高铁的出现，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从前我去国内远一些的地方，一般都选择坐飞机，现在我首选高铁。我觉得铁路题材内容丰富，大有写头。2016年，我去襄渝铁路上的巴山工务车间采访，还应邀为陕西省电视台写了一部广播剧。在巴山工务车间采访时，我发现铁路无论技术设备、管理方式，还是人员结构的变化，都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铁路承担的任务主要是运输，因此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第一位的任务首先是让火车轮子跑起来，如果抛开这个去谈文学创作，那就成了奢谈和空谈。

尽管文学创作不是铁路系统的主业，但却不容忽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终能够取得胜利的是什么？是文化。具体到铁路，如果文学发展了，壮大了，对凝聚铁路职工的人心，会起到巨大的作用。

：从1978年发表《窗口》至今，40年来，您的创作从未间断，从一名普普通通的铁路装卸工到一个涉猎小说、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剧等方面创作的大家。这一路走来，您有自己的创作信仰吗？如果有，那是什么？

莫伸：信仰包含的内容太广阔了，所以我慢慢来说。先说创作的追求，我的创作追求很简单，就是努力为社会写出好作品。好作品的具体标准是什么？除了文字上、艺术上好，而且要对广大读者有益，对认识生活、认识社会有益。你谈到根据《一号文件》改编的电视剧正在热播，谈到眼下这本书很火，坦率地说，我当然也高兴，但并没有为此而多么激动，现在让我睡不着觉的倒恰恰是眼下正在写作的另一本书，书名暂定《天之道》，是反映陕北生态变化的。这本书我已经整整采访写作了两年多。初稿写到40多万字，第二稿压到27万字，这算是比较大的改动，实际前后各类修改足有12次，仍然没有定稿。这本书写作难度特别大，之所以难度大，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采访难。描写陕北生态变化，时间跨度很大，找到合适的采访对象很难。写这样一本书，到底意义在哪里？难道仅仅是歌颂好人好事？如果这样，这本书的价值太小了。而要写出大价值，就需要下大功夫，不下大功夫，绝不会有大成就。

：我注意到，作家陈忠实曾撰文高度评价《一号文件》，认为您这部作品足以反映出您“为生民立命”的精神境界。您自己怎么看待这些评价？

莫伸：陈忠实这样说，我非常感谢，也备感温暖。这里面有个插曲，陈忠实是专门写农业题材的。我在这部书中写到一位叫杨伟名的人物。当年陈忠实也专门去采访过他的事迹。杨伟名是陕西户县人，被称为“农民思想家”，著有《当前形势怀感》一书，杨伟名的所思所想，应当说放在今天都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陈忠实也一直想写这个人物，但是种种原因使得他没有写出来。后来我把杨伟名写出来了，也包括其他一些在农村发生的事情，所以陈忠实才说当他阅读《一号文件》时，“曾几次发生某种颇为刺激的自愧性心理反应”，原因就在于这些人和事，他也曾接触过，也想写出来，却未能如愿。我的理解，这既是他的心里话，也是他的谦虚，非常感谢他。

我想顺便谈一点儿体会，就是创作这个事儿要讲条件，但是条件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需要你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走。如果你自命不凡，认为你是个作家，别人就应当高看你一眼，应当安排好一切让你去采访和写作，那你就很难真正写出什么来了。社会生活是复杂的，人也是形形色色的。我在采访中也遇到过不少次冷遇，很多人都曾拒绝我的采访。但我的态度是，你对我态度怎样这是小事，大事是要写好这本书。为了大事，小事可以不计较。后来我发现，当我认认真真地去采访、去写作，情况慢慢就改变了。因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又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在做事，是会一点一点显露出来，让别人信任你，愿意向你倾诉的，这也是你写好一部书的基础！所以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不虚涪不矫饰，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涉及的创作领域比较多，这是事实。就在上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组织一个活动，还专门播映了我自编自导的电影《古路坝灯火》，不少人看得掉眼泪了。《路遥传》的作者张艳茜碰见我时说，有人看完电影后对她说：“一个人专心致志地搞好一行，这容易理解。但是莫伸又写小说，又写报告文学，又做电影编剧和导演，并且都干得很不错，这就难得了。”这是在夸奖我，但我之所以能够这样，也是特殊情况造成的。我喜欢写小说，但是调到电影制片厂后，不搞点儿影视作品说不过去，连领工资都觉得心里有愧，所以就“逼上梁山”。其实我觉得一般情况下，一个人选择了一门事业，最好还是一直走下去，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对自己的评价，一是能走到现在这个地步，确实不容易。二是正因为路走多头，所以成绩就不突出。比如在影视方面，尽管作品也获了不少奖，但我觉得还没有特别出色的，因为事实上还不能全心全意地去做这项工作。我涉及的创作领域很多，也都取得了成绩，但不能作为一条经验去谈，否则容易误导年轻一代。

还想说一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确实是我文学创作的追求，也可以说是一个最高追求，还可以说这就是我写作的信仰。虽然它很高、很远、很难。我的体会是，人是要有目标的，有了一个大的，值得你去攀登的目标，你的心就踏实了，做起事就扎实了，那些名呀利呀，这个奖那个奖呀，就不重要了。

本文图片由柴中琪提供

《一号文件》的社会评价

●《一号文件》中记述的典型的人和事，都以其鲜活生动和无可置疑的真实性，奠定了这部书独有的史料性品格和价值，对于当代和未来那些想了解中国发展道路的人来说，它将是一份珍贵的原生态资料。莫伸拿出一部中国农村发展历程的《一号文件》，足以见得他的知识的宽泛，也足以见得他“为生民立命”的精神境界。

——作家陈忠实

●作者是用他的良知和真诚，用他积累了半生的观察和思考，深思熟虑地写这本书的，与采风式的、资料堆砌式的、短期采访式的、灵感式的、心血来潮式的、遵命式的写作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作家、文学评论家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