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漫步于北宋元祐四年的阳光里，林木从身后的南屏山驱赶着绿追过来，涟漪从西湖的心灵里吐翠而出，像一片片花瓣，层层叠叠。

先生正站在苏堤的入口，目光也许被一只鸟所吸引，投向山巅和云端。那飘飘的美髯，被时光洗白了，又被阳光染黄。风吹树叶，风吹芳草，风吹天籁。我可以肯定，那首叫《饮湖上初晴后雨》的诗歌也是由风吹入我的心窝：“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植物簇拥着苏堤，一如当年杭州百姓簇拥着苏太守。一条南北数里的堤岸，在人间行走千年，愈来愈秀美，愈来愈亲民，愈来愈隽永。一代一代的往来人，看一眼西湖，便想起那个“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的东坡居士。我则看见阳光一瓣一瓣盛开在苏堤上，残留着暮春的气息，散发着初夏的清香。

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对于杭州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年份。这一年，适逢大旱，饥疫并发，二度任职杭州的苏轼立即上疏，恳求朝廷减免税赋五十多万石，获得恩准，同时，又减价出售储备粮救灾。先生还创立医坊，供应粥药，救治病人，“活者甚众”。受此启发，先生拨出库银若干，自己出资若干，创立基金，设杭州医坊。兴修水利，是先生在杭州府任职时乐此不疲的活计。在勘察的基础上，他调集一千多士兵，用半年时间疏浚大运河。最大的手笔，自然是全面治理西湖。由于长期没有清理，湖底上升，湖面出现大量“私田”，水面日益狭仄。为此，苏轼向朝廷递上《乞开西湖状》，从民饮、灌溉、航运、酿酒等诸方面论述了西湖的重要性，称：“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西湖由此迎来了其黄金时光，“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苔空。”被打捞上来的葑草和清挖出来的淤泥被集中堆于湖中，筑成一条南北走向的堤岸，堤上修建了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和跨虹六座桥，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形成“苏堤春晓”这一著名景点。

我往栖霞岭方向行走。西湖在苏堤两边缓缓展开画屏，柳浪起伏，船只唱幽，雷峰塔披着苍穹的蓝斗篷。一船船的阳光拢岸时，漏泄了一大半，一小部分如鲤鱼打挺，跃上了苏堤，碎成斑斑点点。这多么像苏轼留下的体温和痕迹。

其实，又何止苏堤遗留着先生的气息啊，惠民巷、学士路、安乐坊、东坡路，在杭州，几乎遍布着苏轼的踪迹，甚至，如云的美女也自携着先生与生俱来的优雅。能够跟先生沾亲带故，这是福气。

苏堤春晓是文人吟咏不尽的旧题。宋代陈郁写道：“荷边清露袭人衣，风里明蟾浴晓池。凉影润香吟不得，手扳堤柳立多时。”明代聂大年的描绘则尤为细腻：“树烟花雾绕堤沙，楼阁朦胧一半遮。三竺钟声催落月，六桥柳色带栖鸦。绿窗睡觉闻啼鸟，绮阁妆残唤卖花。遥望酒旗何处是，炊烟起处有人家。”我坚信这些诗句里藏着苏轼的影子，荡漾着苏轼的情感波澜。诚如乾隆帝有诗道：“通守钱塘记大苏，取之无尽适逢吾。长堤万古传名姓，肯让夷光擅此湖。”可见，苏轼或多或少长进了后来者的身体里。

有故事的苏堤神秘起来，有诗文的苏堤风雅起来，有温度的苏堤长寿起来。

喜欢苏堤这种画卷天成的样子。我是画中人，鱼在画中游，小南湖、俞庄旧址、蒋庄、寂照亭、定香桥无不是画中的墨点笔触。岁月枕着苏堤，做着山水之梦，给每一件事物以恰如其分的安排，一切相安无事，一笑泯恩仇。这种结局，是东坡先生乐见其成的。

苏轼第一次走进杭州，是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目睹西湖弊端，他有心治理，奈何自己只是个通判，“虽知此利害，而讲求其方，未得便”，时为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再次任职杭州，已是暮年之身。而这一次，是由于苏轼认为对待新法不应搞“一刀切”，可吸收其积极的方面，结果可想而知，搞得两面不是人，他便只有离开京城。经历了青涩期，苏轼对人生的态度变得更加豁达、圆润。他尝试着包容更多的人与事，心境里，住着越来越多的阳光。

逗留于“花港观鱼”景点一带，极目西湖，我脑海里时常涌动着先生的诗句。他不辞厌倦地写着西湖，称：“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我爱西湖的心，应该是来自于对先生情感的复制。

抱膝看西湖卧于杭州怀抱里那千娇百媚的情态。目光越过波光，也看见苏堤满载着阳光和青翠游往远山。先生也曾经一次次如此深情地凝视着烟波浩渺的西湖，为一声鸟啼陶醉，为一朵阳光不惜流浪迁徙。他不一定能看到今天，但他看清了活着的路径。再多的磨砺和苦难，不能夺去一个人对阳光的追求。

又有几人能够像他那样保持着热情，一遍遍倾诉着衷肠：“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西湖，就是我灵魂的家。

我想，先生已然将元祐四年的阳光储存于苏堤。这儿，永远有桃红柳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