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写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的一封回信中指出，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笔者认为，这封回信不只是写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的，也是写给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演出队的，同时也是写给我们全国铁路专业和群众文化工作者的。笔者作为一名年值八旬的乌兰牧骑老队员，忆及当年往事，不禁感慨不已，也无愧年华流失。

乌兰牧骑，蒙古语原为“红色的嫩芽”，后被引申为“红色文艺轻骑兵”。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诞生于1957年，一共9人，不受场地、舞台、布景等条件限制，随时随地可演，节目自行创编。1964年末，北京铁路分局提出了“把文化生活送到偏僻沿线”的口号，号召文化宫、电影队的群众文化工作者走出剧场，深入沿线，开展“流动俱乐部”活动，到偏僻的铁路沿线小站和工区去传播文化种子。不久，北京铁路分局组建了一个包括笔者在内的3人文化工作小队，活跃在管内最偏僻的丰沙线上，被誉为“丰沙线上的乌兰牧骑”。

当年，这条铁路沿线共有12个中小车站和26个工区，文化生活极度贫乏。“丰沙线上的乌兰牧骑”成立后，既教唱革命歌曲，也讲革命故事；既代售各类图书，也辅导文艺活动；既美化站区环境，也开展通讯报道，备受职工、家属和站区附近农民的欢迎。丰沙线上有一个名叫五角楼的半道工区，由于地处偏僻，当我们3个人步行4公里、携带大小14件200多公斤的物品穿越一条900米的隧道到达这个工区时，工区内外像过节一样，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当天晚上，笔者先为这里仅有的14名养路工和10名家属教唱了一首歌曲《我们是光荣的养路工》，继而又表演了评书《抗日名将吉鸿昌》，紧接着我们就在炕头上架起了放映机，放映了电影《昆仑山上一棵草》。

时隔半个世纪，笔者对在乌兰牧骑小分队工作的那段时光，仍旧记忆犹新。在那里，我们为丰沙线职工、家属和各个站区周边的农民放映的电影名片多达百余部，如《白毛女》《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山间铃响马帮来》等，很受观众欢迎。当年，在搞好电影放映工作的同时，每到一个站区，笔者就利用白天的充裕时间深入采访，并认真撰写不同体裁的各类稿件，向铁路内外报刊投稿，先后发表的通讯、诗歌、报告文学和通讯作品达136篇；在大力开展大唱革命歌曲活动中，笔者还教唱了不少革命歌曲。在每场电影放映之前，笔者都把歌词投射到银幕上，教唱当年最流行的电影插曲，不到两个月的工夫，整个丰沙线，不论是站区还是偏僻农村，到处都可以听到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和《唱支山歌给党听》等歌曲的歌声；与此同时，笔者还相继创作、改编、发表并演出了不少评书作品，如《刘胡兰》《董存瑞》《抗日名将吉鸿昌》《王杰舍身救民兵》《阶级感情千斤重》等。这类评书小段儿在曲艺界通称“万字活”，每段儿1万字左右，不长不短，场地不限，演员观众，交流不断。讲至精彩之处，必定掌声连绵；大凡情景动人时，热泪定洒席间。后来，根据观众要求，在放映电影之前，笔者除了教唱革命歌曲之外，还先为观众加演一段评书。在开讲之前，我们先用幻灯片将评书小段儿的名字打在银幕上，然后再用麦克风当场表演，观众频报掌声。

后来，笔者还就地取材，先后根据旧庄窝养路工区和邢家堡站站长赵昆的先进事迹，创作了相声《表扬谁》和三句半《老解决——赵昆》，不仅辅导业余演员进行了现场演出，而且两个段子还刊登在《京铁工人》报上，令丰沙线上的职工和家属备感亲切。

1965年，我们这支“丰沙线上的乌兰牧骑”演出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年8月6日，《人民铁道》报发表了笔者的文章《活跃在丰沙线上的“乌兰牧骑”》，报道了乌兰牧骑小分队在丰沙线上的战斗与生活；9月19日，《京铁工人》报也发表了约我撰写的文章《把革命文艺送到沿线去》，编辑李连生同志还加发了一篇文艺短评。与此同时，《北京晚报》也介绍了“丰沙线乌兰牧骑”小分队：“3个月来，跋山涉水，走遍了丰沙线上的每个小站和工区，做到了既是放映队，又是宣传队和文化工作队，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作为铁路系统乌兰牧骑的一名老队员，笔者认为，若想抓好文化建设，各级领导不仅要有阵地意识，而且要有紧迫感和使命感，应该关注那些在最艰苦、最偏僻的铁路沿线工作的铁路职工，因为他们最需要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笔者深信，我们铁路系统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能用脚步丈量一条条偏僻的铁路线路，像草原上的乌兰牧骑演出队那样，扎根基层，服务基层，与铁路沿线的广大职工和家属手牵手，心连心，扎根铁路，情系群众。乌兰牧骑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需要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