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彬

我与陈建功相识是在上世纪80年代。

有一年，我们单位在北戴河举办笔会，约请建功授课。地点在中国作家协会疗养院，是一个旧时的西式小楼，房间不多，在楼房一侧新建了一排平房，因为那里环境相对安谧，便请建功到那里居祝建功是那次笔会的亮点，许多年以后，莅会者仍然回味他的授课内容。对建功我早已神往，读过他的《盖棺》《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我至今记得那些小说中的细节：在给那位因矿难而死的魏石头盖棺楔钉的时候，年幼的儿子用稚嫩的声音呼喊“爸爸躲钉，爸爸躲钉”；而那个冷傲的食堂女工有一双漂亮的丹凤眼，面对冒犯，盛菜时会让铁勺子碰击搪瓷缸子，发出一声脆响；落地的窗纱在晚风吹拂下缓缓“蓬”起来……这些精彩场景和入微的描绘，几十年来，在我的脑海萦回而至今挥之不去。

这就是建功，创作了如许优秀小说的作家。建功不仅写小说、剧本，当然也写散文。近日，华文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散文集《默默且当歌》，我阅读之后，久久深陷其中，加深了对他的了解。这本散文集分四辑，第一辑亲友，第二辑民俗，第三辑艺文，第四辑游踪，展示了建功其人、其文的风骨、文采而使人动容。1977年深秋，“文革”结束以后不久，国家恢复高考，建功那时在京西煤矿做矿工，在母亲的劝说下，报考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而在4年前，1973年，矿上的师傅推荐他去南京大学中文系做“工农兵学员”，由于父亲的“历史疑点”而被拒之门外。因此，尽管参加了高考，建功对考试的结果似乎并不热衷。当工友兴冲冲地跑来报信时，他正躺在沙堆上仰面朝天晒太阳。听工友说完了，“当时似乎只是淡淡一笑”。又翻了一个身，“我想晒晒后背”。当后背也晒得暖烘烘后，他才爬起来，去取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回想起来，他后来说，“有点儿后怕”。为什么会是这样？他说，那时我的心，已经像岩石一样粗糙了。那年，建功28岁，此时，他在京西煤矿已经工作了10年：打了5年岩洞，第6年，被矿车撞折了腰。伤好以后，天天率领4个老太太筛沙子。之前在岩石掘进队跟车，那活儿说来，建功后来调侃有些“浪漫”，其实是颇有风险的：“最刺激的，当然是挂钩了，把前车与后车衔接在一起，侧蹲着身子，一手托着铁钩，一手提着铁销，屏住呼吸，盯着那列轰隆隆奔腾而来的牵引车。‘咣’的一声，两车相撞，销落身闪，大功告成，随即又飞身抓上毫不减速冲向前方的矿车，和这黑色的长龙一道呼啸而去……”但是这一次，矿车出轨了，把他重重地摔在另一条轨道上，没等他反应过来，一列装满矸石的矿车已经冲了过来，把他卷到了“矿车碰头底下”。待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师傅的怀里，“眼前无数黄灿灿的矿灯在闪”，高喊他的名字。

10年的矿工生活，为建功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盈的素材与鲜活的语言。一天，建功去翻译家施咸荣家做客，施指着正在打开冰箱门的妻子问建功，假如开冰箱门的不是你杜师母，而是一个没文化的、底层劳动者的妻子，想让我把灯挪过来，帮她照照，按照北京话，她会怎么说？建功愣了一下，不知这问题所由何来，但还是尽量按照他规定的情境，脱口而出，说：“给个亮儿１施咸荣听后，拊掌大笑，说：“好极了，我要找的正是这一句。”原来，他正在为类似情境的翻译找不到对应的表述而犯愁。类似这样的北京话，在北京安定门地铁站，有一天我也听到过。一个清洁女工在靠近屏蔽门处打扫卫生，对站在她前面挡住视线的人说：“别挡亮儿１这些原本生动传神的语言在今天却被有些作家忽略了。“现在的事有些弄颠倒了。”建功引述施咸荣的话说，感慨许多翻译工作者，“常常感到词不达意言不传神，因此很希望向作家学习，因为作家善于从生活里撷取有血有肉的语言。遗憾的是，现在也有些作家搞反了，有话不好好说，硬要到我们的翻译文本里寻找范式。”施咸荣坦言：“有些其实原是翻译者憋出来的‘生硬’之句，却为某些作家孜孜追求，以为时髦。”

如同他的小说，建功的散文也是讲究叙事策略的。他的散文，语言简洁传神，布局精巧而不露痕迹，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往往从细节出发而直抵人心。收录在《默默且当歌》中有一篇记述汪曾祺的散文《在汪曾祺家抢画》。

对汪曾祺，建功是敬佩的，他不失时机地请教并记之于文，记的是人，却有锤炼文章的“秘诀”存焉。比如他曾经询问汪的语言节奏为什么会拿捏得那么好？汪回答“别无他法，多读而已”。汪说他曾经把晚明小品熟读于心，读到最后，内容都忘记了，节奏却还潜存于心。“文章写到某处，多一字必删，少一字必补。不然永远觉得系错了扣子，一天过不舒服……”建功的散文也是如此。他的询问与汪的答复，属于语感问题。语感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质地（词汇的选择）；第二，句型（词汇之间的节奏）；第三，句型组合。语感是检验作家控制语言的试金石，因为究其实质，其背后呈现的是作家的人生阅历与文化定力。读建功的散文，心生感触，不由得杂谈如上。他的人品与文品，他的真性情与真情感，读之愉悦而会心可意，他的这部新书，如何可以不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