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绥铁路是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后，逐段延伸并且随修随投入运营的。1923年1月，铁路通到包头，原称京绥铁路，因1928年6月北京更名北平而改称平绥铁路，新中国成立后叫京包铁路。该路通车对于沟通内地与西北的联系，促进察（察哈尔，1952年撤省）、晋北部与内蒙古的开发具有重要作用。

无奈铁路建成不久，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从此战乱频仍，铁路忙于运兵，导致收入锐减继而债台高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外患顿生，内弊丛积，铁路经营管理局面每况愈下。为摆脱困境，沈昌临危受命，出任平绥铁路管理局局长。

沈昌，1904年生于浙江桐乡乌镇一个书香与官宦世家，与吴文藻、冰心夫妇系留美同窗。学成回国后，沈昌曾任上海市政府秘书、江苏省镇江县县长、平绥铁路管理局局长、铁道部购料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

沈昌在铁路工作时显现出了管理铁路的卓越才干和一心为国的工作热情。在任平绥铁路管理局局长期间，他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包括整理债务、严管客货车辆、出售移民减价票、开办旅游业等在内的一系列振兴路务的举措；其重拳之一乃是整饬平绥铁路沿线的治安秩序。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运行在平绥铁路的火车从山西大同开车后，即进入人烟稀少的地域，沿途下车的旅客屡遭盗贼、拦路抢劫者侵害。有的货物列车有时遇上前方大站无空闲线路接纳该趟列车，或前方运行区间因突发事件（自然灾害或人祸）导致线路堵塞等情况，行车调度员就必须让这趟车临时停在某个小站，少则几个小时，多则好几天。

20世纪30年代初，在平绥铁路平地泉（今集宁）站至归绥（今呼和浩特）站之间的诸如土贵乌拉、卓资山、旗下营等小站，经常发生“蟊贼、刁民拆卸风闸零件”之行径，导致停留列车因多辆车失去制动作用而不能继续运行。

针对这些情况，沈昌便组织有关人员，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商讨对策，采取了数项措施：先是加强警务力量，派铁路警员联合当地警力，轮番在现场巡查、蹲守；同时，由专人携带车辆上易于被歹人拆卸的零件，如闸瓦、闸瓦钎等，赴沿线两侧数十里地以内的所有废旧金属回收摊点，让业主辨别认知，训令不许收购此类的钢铁金属；此外还派员随机警告：“若有违反，严惩不贷１

为防止利欲熏心的业主继续犯案，检查人员经常“杀回马枪”。有不法之徒将偷偷收来的车辆零部件弄毁，假装废品藏匿于隐蔽之处，结果被发现后受到严肃惩处；不少谋财者慑于连番打击而收手，很多冒险拆卸的零部件没人敢收购。

铁路当局还与地方官员联合行动，派人到沿线村屯宣讲维护铁路运输秩序的益处与损毁破坏火车零件的危害。双方协同，多管齐下，使得存在数年的车辆零部件被盗之风终于被煞了下去。经过严格整饬，平绥铁路积年混乱局面大有改观。

平绥铁路管理局整饬沿线治安秩序卓有成效，跟一个客观因素不无关系：当时，全国铁路皆以线划局，即每条铁路线是一个铁路管理局，而平绥铁路管理局局长多为西北军将领或是在军中有影响力的人物，因而管理起来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