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修筑的陇海铁路，打通了中国东西部的大道。系在这条现代交通线上的咸铜支线，在我的家乡黄堡镇设有车站，距离车站背后土原上的祖地南凹村不过二十里地。

  我八九岁时，在这里追赶过南下的火车，是送祖父和父亲去西侯铁路当民工。“文化革命”中，我从这里爬上火车，去西安以至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父辈坐火车下西安，是背着陈炉镇的瓷碗去省城八仙庵贩卖，回来给婆娘娃买些穿的戴的稀罕东西。家里柜子上的镜子，柜底的绣花裙子，是祖上留下来的时尚物件。

  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我要走出家乡，在黄堡车站乘车，去省城读大学了。这条铁路，好像是专门为我设置的一条改变人生命运的阳关大道。

  祖父一路送我到车站，叮咛了好多话，多年后我记得的只有两名话。一句是不吃苦中苦，焉能人上人；一句是披一张人皮不容易，前三十年好活，后三十年难活。祖父当时五十七岁，我在五十七岁时归园田居，祖父在六十七岁时去世，这苍茫的时空间到底蕴含了多少人生的意味，好像是一场梦。

  送我到车站的还有我的矿山刘指导员，他当时四十出头，是从空军地勤转业的，对我提携有加，特意送我一只他当兵收获的蓝色帆布箱。四十年后，我找到在车站附近村子养老的刘蔚海老先生，我仍叫他老刘。他说，你还个娃么，怎么就头发白了。我说，我六十了，你八十有三了，都过去四十年了。他说，你看这世事，真是过得太快了。我看过老刘的第二天，我父亲去世。患病六年，一直站在死神面前庇护着我辈的父亲扛到了八十有一，像一棵老树终于轰然倒下了，我突然感到了孤独无依。

  我大学读中国语言文学，并非什么书香门第或家学影响，却有冥冥之中的一种机缘。我的家族在秦汉时代还是游牧民族的羌族后裔。羌，牧羊人也。明朝洪武年间，祖上出了一个武略将军，皇帝诰封，在老陵里曾有墓碑记载。清代出过时雍老人，著有哲学伦理著作，记入县志。民国年间，文瑄老人与毛泽东的老师黎锦熙一起主编过县志。文瑄老人位二，我的曾祖父位六，同家过日子。

  曾祖父大字不识一个，在庙底沟炭窠当索客，伺弄麻做的井绳，也绞过把，也就是摇辘辘绞炭。祖父六岁离娘，从小吆骡子驮炭，远走甘省陇东，自学识得日常用字，却懂得韵律，信口编出顺口溜，流传乡里。父亲也是脚夫出身，擅长摆弄牲畜，尤其是高骡子大马，在扫盲班识了不少字，到老了还习惯念叨电视上的字幕，活到老学到老。

  我读初一时，字写得好，编写黑板报，在学校编了快板登台表演。回乡两年，进水泥厂当矿山工人，也是写了快板诗登在黑板报上，成了所谓矿山小诗人，被推荐上了大学中文系。说起来，还是祖父的顺口溜引领我走向了文学写作。

  我从小学到中学，文学的知识只能来自课本，课外文学读物只是一种奢望。秋天来了，大雁从天上飞过，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在小学的土窑洞里，我从朗读中体味出一种心灵的美感。“锄禾日当午，汗滴和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几乎是半耕半读的乡下孩子，深知古诗中表达的滋味，自己随父母在土地上经受的辛劳，竟然会在文字的阅读中得到快意。

  短暂的中学时代，一位戴眼镜的叫郝长江的语文老师擅长朗诵，让高尔基的暴风雨中的海燕在瓦屋玻璃窗外的天空高高地飞翔，飞入少年的内心。欧阳海之歌，英雄推开滚滚列车前的战马那一瞬间，少年的血液已经沸腾了。在回乡的日子里，农闲的雨天里，读到一本下乡知青的小说叫林海雪原，前后的页码已经蜷曲散失，其中的二零三首长与小白衣天使的爱情遭遇，让少年自己的脸也羞怯得发红，心在咚咚地跳。感知文学的魅力，是靠情分和梦一样迷蒙的触动，感知到了，同时找到了文字的表达规律，便有了文学的爱好和书写潜质。

  也就在我被推荐上大学的时候，我和工友扛着钢钎、背着尼龙安全绳、戴着柳盔，在上山撬石头的路上，一位高三毕业的师兄取笑我说，你知道什么是文学吗？我老实告诉说，不知道。假如我没有机会读了文学，至今仍在矿山里，又该是怎样的情形，不敢设想。

  我坐着咸铜支线的蒸气机火车，从乡下到了古都。几十年间辗转五洲四海，终了回归故土。回来时，当初上大学走的黄堡火车站已萧条，我是改坐大巴回老家的。最近听说要修高铁和轻轨，家乡又会沿着长长的轨道捷步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