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3日，因发明世界名枪AK-47而闻名的“世界枪王”卡拉什尼科夫病逝，享年94岁。

枪王逝世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其亲友表示深切哀悼。总理梅德韦杰夫在个人推特主页上写道：“卡拉什尼科夫的辞世，对整个国家不啻为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这位传奇的枪支设计师将毕生奉献给了国家和国防安全。我们将铭记这位伟人。”防长绍伊古向其家人发去唁电：“对一代又一代保家卫国的战士而言，他的姓名象征着国产武器的可靠与荣光，昭示着我们心中的民族自豪感。他研发的突击步枪和其它武器，战术指标独一无二。正因如此，卡拉什尼科夫系列枪支数十年来一直都是全球军火市场上最知名、需求最大的品牌之一。”他称卡拉什尼科夫为真正的英雄、国家的象征。

卡拉什尼科夫1919年11月10日出生于阿尔泰边疆区。这位出身贫寒的发明家是苏联的民族英雄，曾两度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胸前挂满列宁勋章、十月革命勋章、红星勋章、人民友谊勋章等，包括他75岁生日时叶利钦总统授予的“为国建功”二级勋章及普京总统后来授予的“军事功勋”勋章。

不难看出，卡拉什尼科夫因为发明了一款至今无人超越的步枪，而成了俄罗斯的民族英雄。在总理梅德韦杰夫眼里，这位民族英雄，很自然地也就成了一位“伟人”。

对俄罗斯而言，卡拉什尼科夫的确堪称英雄。因为，有了这个发明，俄罗斯至少可以保家卫国了。难怪，俄知名社会活动家尼基塔·彼得罗夫将其称之为“俄罗斯的拳头”。——“索尔仁尼琴是俄罗斯的良心，而卡拉什尼科夫则是俄罗斯的拳头。”

不只俄罗斯，任何一个国家实际上都需要良心，也都需要拳头。某种程度上，前者比后者还重要。但人类似乎更看重后者。枪王卡拉什尼科夫生前载誉，死后备极哀荣，便是最好的例证。

卡拉什尼科夫，因其发明能保家卫国，被俄罗斯视为民族英雄，实在符合常理。但AK-47仅仅保卫俄罗斯吗？抑或，这款枪支只服务于俄罗斯吗？答案肯定是：否！让我们来看看枪王去世当天，美国《洛杉矶时报》网站发的一篇报道，题为《卡拉什尼科夫：现代战争中最常见、最致命的武器》——

20世纪因它而死的人数比广岛和长崎死于原子弹的人数还要多。

AK-47自动步枪易于保养，携带轻便，因而成为众多国家军队的武器选择，不仅如此，它的使用者还包括游击队员、恐怖组织、贩毒团伙和海盗分子。它是抵抗、革命和独立的象征。在莫桑比克的国旗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分子的旗帜上也有这支配有标志性弯曲弹夹的步枪的身影。

据统计，AK-47的产量近一亿支，其中约一半由卡拉什尼科夫所管理的兵工厂制造。另有数千万的AK-47根据与俄罗斯签订的合同在其他地区生产，还有数千万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打造。

虽然AK-47不是非常精准，但成本低廉且易于生产、维护和清洗，因此便于世界各地的士兵和武装分子使用。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的记者奇弗斯说，即使“身材矮孝技术不灵、智力一般、没受过训练的人”对它也很容易上手。“AK-47是世界史上最著名的步枪，”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温克勤说。（《参考消息》2013．12．25）

也就是说，这款最著名的武器——杀人的武器，不只用来保卫俄罗斯，也用来保卫其它国家。同时，它还为游击队员、恐怖分子、贩毒团伙和海盗分子所使用。

实际上，卡拉什尼科夫与中国还是蛮有渊源的。他的出生地就靠近中国，1991年曾来过中国。在此之前，因为珍宝岛事件，他对中国印象不佳。那是因为他并不知道珍宝岛事件是由苏联边防军挑衅引起的。

上世纪50年代中苏处于蜜月期，当时苏联无偿向中国转让了AK-47突击步枪的生产专利。然而60年代中苏关系急剧恶化，1969年3月发生的珍宝岛冲突，让世界为之震惊，这其中就包括卡拉什尼科夫。后来，他在接受本国记者采访时说：“信不信由你，我曾发誓不去中国，因为在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冲突中，我从苏联内务部拍摄的新闻片上看到了中国士兵如何用AK-47步枪扫射苏联士兵，看到那一幕，我哭了。”

卡拉什尼科夫哭了，我想无外乎两种理由：爱国或者愧疚。

看见自己的军人被他国军人所杀，谁都会心痛、心疼；流几滴泪，实在不足为奇。

而愧疚，则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武器，正是他的发明。用他的发明来射杀他的军人，他当然要难过、要愧疚、进而流泪。

然而，这只是我的揣度。他的眼泪，很可能只是出于他对于自己军人的被射杀。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他非常清楚，他发明的这款武器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杀死了无数条生命。面对那么多的生命，他哭过没有？如果哭过，我真为他而骄傲！可如果他愣是没哭过，而只对自己的军人哭过，我只能说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从枪王的这一哭，令我想起了爱因斯坦和另一位英国科学家哈恩。

1945年8月6日，当爱因斯坦在纽约萨朗那克湖边从《纽约时报》一位青年记者那里知道了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的消息时，感到极度震惊。作为推动美国原子弹研究的第一人，爱因斯坦不无遗憾地说：“我现在最大的感想就是后悔，后悔当初不该给罗斯福总统写那封信。我当时是想把原子弹这一罪恶的杀人工具从疯子希特勒手里抢过来。想不到现在又将它送到另一个疯子手里。我们为什么要将几万无辜的男女老少，作为这个新炸弹的活靶子呢？”

1948年7月，爱因斯坦在写给“国际知识界和平大会”的信中说道：“……我们从痛苦的经验中懂得，光靠理性还不足以解决我们社会生活的问题。深入的研究和专心致志的科学工作常常给人类带来悲剧性的后果。…科学家的悲剧性命运使我们帮忙制造出更可怕、威力更大的毁灭性武器。因此，防止这些武器被用于野蛮的目的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英国科学家哈恩，因发现第93号元素钚而对原子弹的研究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得知日本遭受原子弹打击的消息后，感到十分沮丧，他觉得正因为他的发现，原子弹才得以发展出来，因此他觉得他应该对这几十万人的死亡负有责任。他在多次场合表示，当他看到自己的科学发现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时，他深深惊恐。

很显然，枪王卡拉什尼科夫并没有对自己的发明后悔过，也没有因为许多生命死在他的枪下而惊恐过。相反，他在克里姆林宫庆祝其90岁的庆典上，却说：“我创造武器是为了保卫祖国。它的滥用不是我的错，而是政治家的问题。”

实际上，当枪王卡拉什尼科夫面对中苏间的那场冲突，其表现若不只是一哭，而是对自己的发明深感悔意的话，我想，他可能就不是一国的英雄与骄傲了，他就可以成为像爱因斯坦一样有良知的科学家了，他也会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受人尊敬与歌颂的人物。

正因为他缺乏这种境界与心灵，因此，面对他的死亡，世界舆论并无歌赞之声。他的“英雄”与“伟大”之赞誉，也仅限他所在国。

枪王卡拉什尼科夫，因其发明了杀人的武器——AK-47，而成了俄罗斯民族的英雄。但历史上有许多人则直接拿起武器去杀人，同样可以成为英雄。一些人，还从此登上了皇位，做了帝王。

有趣的是，人类不仅喜欢观看战争电影，观看屠戮人类的影像，还把那些杀人的人，杀得最多的人视为英雄，加以尊崇。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拿破仑与隋那》的文字——

…拿破仑的战绩，和我们什么相干呢！我们却总敬服他的英雄。……

…但我们看看自己的臂膊，大抵总有几个疤，这就是种过牛痘的痕迹，是使我们脱离了天花的危症的。自从有这种牛痘法以来，在世界上真不知救活了多少孩子，——虽然有些人大起来也还是去给英雄们做炮灰，但我们有谁记得这发明者隋那的名字呢？

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

这看法倘不改变，我想，世界是还要毁灭，人们也还要吃苦的。

“杀人者在毁坏世界”，而世界却不仇恨他。不仅不仇恨，反而赞美他，把他称为英雄！也许，有人会说，卡拉什尼科夫并不是一个杀人者，他只是发明了杀人的武器，抑或说，他只是给杀人者提供了杀人的武器而已。如果我们以这样的理由来开脱发明者的罪责，那爱因斯坦还有什么必要为自己的行为后悔呢？哈恩更是不必了。

隋那的名字不被我们铭记，那是因为他在救我们。倘使他也是一个发明了AK-47或原子弹的人，我们就记住他了。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里，正是无数个像隋那这样的发明家才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才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可是，我们记得过他们吗？我们感恩过他们吗？我们视他们为英雄过吗？与发明杀人武器的人比，他们的发明哪一点差呢？实际上我们不可能天天杀人，可我们却天天要生活。无数的发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便利，也带来了无尽的幸福，可他们一个也成不了英雄，连名字甚至都不被我们铭记。这究竟是谁的悲哀呢？

枪王死了，可他的发明还在，每一天都还有生产，每一天也都有人使用，每一天都有人会被它杀死。

枪王可以瞑目了，因为他已经成为英雄。枪王可以瞑目了，因为他再也看不到有多少生命会在他瞑目之后的岁月里继续成为他的枪下之鬼。

送走这样一位英雄，我的心情很复杂。我不是那种有英雄崇拜情结的人。相反，我对于这一类型的英雄，很惊恐。帝王固然可以靠杀人夺取政权，可他一旦死了，祸害也将随之消失。而枪王则不同，他死了，他的发明却在，却不会死。每一个能获得这种武器的人，都有可能会置他人于死地，且不论这个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有罪还是无辜者。

鲁迅说，“杀人者在毁坏世界”，可杀人者也在统治世界。

我们敬服杀人的英雄，目的是希望英雄多杀些人，当然，不能包括自己。可我们不能忘了，枪是不长眼睛的，有时，英雄也不长眼睛。

真希望世上不要再有杀人的英雄，也包括卡拉什尼科夫这样的英雄。